等。可是另一种晕眩又袭击了我，这就是细节的晕眩，我被拖进了无限小，或者极微之中，正如我以前被拖入无限大之中一样。
“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我想用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这位伟大而有见识的宇宙论者的哲学来解释福楼拜的这句名言；布鲁诺把宇宙看成是无限的，由无数的世界组成，但是他又不能称其为“完全无限”，因为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上帝却是无限的：“他的全部都是在整个世界，而且是无限地、全然地就在这世界的每一部分之中。”过去几年之内我最常读、重读和思考过的意大利文书籍之中，有保罗·杰里尼（PaoloZellini）的《论无限性的简史》（BreveStoriaDellinfinito，1980）。本书以博尔赫斯对《龟的化身》的无限的攻击开卷[#]（这个概念令其他人走上歧途并且困惑），继而评论有关这一议题的全部论据，结果，消散了这个议题，使无限性转成为艰深的无限小。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选择和对于某种宇宙论模式（或者某种总体的神话学参照系）的需要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在并未清晰宣扬这一点的作家身上也是存在的。这种几何布局的爱好的历史可以马拉美开始在世界文学中探索，而这种爱好是以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有序和无序的对照为基础的。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其中的存在物结晶成为一个形体，形成某种意义——不是固定的、不是限定的、没有变得岩石般稳固僵凝，而是像有机体一样是有生命的。
诗歌是偶然性的大敌，虽然它又是偶然性的女儿，所以，归根结底，偶然性将会赢得战斗（投一次骰子不会取消机遇）。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看一看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形体艺术和后来在文学中蔚然成风的对逻辑的、几何的和形而上学的程序的重新评价。如法国的保尔·瓦莱里、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汶斯（WallaceStevens）、德国的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Benn）、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Pessoa）、西班牙的拉蒙·德·拉·塞尔纳（RamonGomezdelaSerna）、意大利的马西莫·邦探佩里（MassimoBontempelli）和阿根廷的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
因为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和能够折射光线，晶体是完美性的模型，我一向珍视它，视它为一种象征；而且，这一偏爱已经变得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晶体发生和成长的某些特性和最基本的生物体一样，在矿物世界和有生命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我为寻求对想象力的刺激而涉猎的科学著作中，我最近看到，生命体形成过程的模式“清楚地体现在晶体这方面（特殊结构物的恒定）和火焰这另一方面（尽管内部强烈震荡，依然保持外部形式的恒定）”。我所引用的是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MassimoPiattelli-Palmarini写的序言，这本书是专论一九七五年在罗奥蒙特（Royaumont）中心由让·皮亚杰（JeanPiaget）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进行的一场辩论的（LanguageandLearning，1980，p.6）。火焰与晶体的对比的形象可以用来显现向生物学提供的选择，并且由此而过渡到关于语言和学习能力的理论。我现在是不谈皮亚杰和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见解中包含的对科学哲学的意义；皮亚杰主张“噪音中的秩序”即火焰的原则，而乔姆斯基则赞成“自我组成的系统”即晶体。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象征的对比，正如我在上次讲演中提及的十六世纪象征之一那样。晶体与火焰：两种我们一定要凝望不已的完备优美的形式，两种随时间而成长、而消耗其周围物质的模式，两种道德的象征，两种绝对物，对事实和思想、风格和情感加以分类的两个类别。上文中我暗示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晶体派”，我想，也可以提“火焰派”的近似的名单吧。我一向认为自己是晶体派的拥戴者，但是上一段引文却教导我不要忘记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同样，我也希望自认为火焰派信徒的人看到晶体派那种不声不响、不畏辛劳的风格。
给予我更大机会来表现几何理性与人生莫测变幻之间的张力的、更为繁杂的形象是城市的形象。我尽力多加叙述我的思想的书依然是《隐身城市》（InvisibleCities），因为我在书中聚集了我对一个单一象征全部的思考、实验和猜想；还因为我构建了一个多面的结构物，在其中每篇短文都十分接近其他短文，组成一个不表现逻辑序列或者等级关系的系列；它要表现的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可以采纳多重的途径，得出多重的、派生的结论。
在我写的《隐身城市》中，每一个概念和价值尺度——甚至确切性——都证明是双重的。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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