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她推开，尽管这种亲昵举动在目前并不合适，因为我们的生活尚未安排停当。
我们手挽手，一直走到庭院尽头，看见了篱墙那边的雷吉瑙多先生。他手里拿着喷雾器，正在房前房后忙个不停。我和他相识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我到这里来和毛罗太太洽谈租房事宜。我和妻子贴近篱墙向他问好，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绍。“晚上好，雷吉瑙多先生，”我说，“您还记得我吗?”“噢，当然记得，”他说，“晚上好!这么说来，您成了我们的邻居了?”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穿着睡衣，戴着草帽，架着一副大眼镜。
“哦，我们是邻居，嗯，邻居之间嘛……”我妻子嫣然一笑，说了几句客套话。我很久没听她用这种细声柔气的语调讲话了；但我并不觉得不愉快，相反，因为自己用不着听她发牢骚而颇感高兴。
“克劳迪娅!”我们的邻居喊道，“过来，这是劳莱利别墅中的新住户厂我感到很蹊跷，因为以前从未听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们的新居(后来才知道，这座房子的最早的主人是劳莱利)。雷吉瑙多太太应声从屋里出来，她又高又胖，一面往外走，一面撩起围裙擦手。他们两人对我们很热情，很客气。
“雷吉瑙多先生，您提着喷雾器干什么?”我们问道。
“嘿，蚂蚁……这些蚂蚁……”他边说边笑，仿佛不把蚂蚁当回事。
“晤，蚂蚁?”我妻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的语调又像往常那样客气，然而冷漠了。在陌生人面前，她总是装出一副专心听他们讲话的样子，并且时时用这种若即若离的口吻插上一两句话。不过她从来没用这种声调对我讲话，即使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也没用这种口气。
我们彬彬有礼地和邻居告别。周围虽然有热情友好的邻居，但我们没时间和他们侃侃交谈，我们无暇充分享受这种乐趣。
回到屋里后，我们打算马上睡觉。“你听见了吗?”妻子问。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一阵，是雷吉瑙多的喷雾器在嘶嘶地响。妻子走到洗碗池边，想接杯水。“给我也接一杯。”我边说边脱衬衫。“哎哟!”她嚷道，“快来!”她在自来水龙头上发现了蚂蚁。一队蚂蚁正顺着墙壁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间屋子共用一盏灯。一列密匝匝的蚂蚁队伍在墙上爬动。它们来自门框方向，但蚁巢在何处，却无从得知。蚂蚁现在已经爬到我们手上了。我们张开手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它们的模样；同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以免它们顺着胳膊往上爬。这种蚂蚁体型很小，几乎无法捉住。它们一刻不停地爬动着，好像跟我们一样浑身奇痒，不动不行。我突然想起了它们的名称：阿根廷蚂蚁；是的，它们被人叫做阿根廷蚂蚁。以前我曾听说过这个城镇里有阿根廷蚂蚁，这是肯定的；但只有现在才明白，这个名称和一种什么感觉联系在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消除的痒感。使劲挥动胳臂也好，拼命搓手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总会有几只蚂蚁顺着上胳膊或袖管，悄悄爬到我们身上来的。这种蚂蚁被掐死后，像一粒粒黑色的小细沙似的往下掉，但它们那股刺鼻的蚁酸味却久久地留在我们的指头上。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告诉妻子，“是从美洲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操起老师教学生的腔调，但没说几句便已后悔莫及，因为她最不能容忍我用这种口气对她讲话。她大概很清楚，我只有心里没把握时才用这种语调说话，因此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要抢白我几句。
可是这回她仿佛没听见，全神贯注于用手掌拍打墙上的那队蚂蚁，试图拍死或驱散它们。结果是，一些蚂蚁爬到她手上，其他蚂蚁四散奔跑，满墙皆是。她匆忙拧开水龙头，一面冲手一面往墙上泼水。墙面虽已泼湿，蚂蚁却继续在上面爬动。她手上的蚂蚁也没冲掉。
“你看，屋里有这么多蚂蚁!你看，”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我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我劝道：“唉，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蚂蚁嘛!现在我们睡吧，明天再想法子！”我又加了一句：“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阿根廷蚂蚁嘛!”我这回用了当地人称呼它们的准确名字，旨在说明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
我妻子刚才在庭院里溜达时脸上出现的轻松表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像通常那样，脸拉得老长，对一切都抱着戒心。在新居中过的第一夜不像我盼望的那么美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不就是几只蚂蚁嘛!”我还在想着。我记得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我来说，或许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疲乏战胜了愤激，我们酣然入睡。半夜，孩子从梦中哭醒。我和妻子在床上没有动弹，以为他哭几声就会重新睡着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的指望落了空。我和妻子彼此问对方：“他怎么啦?怎么啦?”奇怪，他病愈后，夜里从来没哭过。
“蚂蚁爬到他身上了!”妻子嚷了一句，匆匆起了床，走到摇篮跟前。我也下床去帮忙。我们把摇篮里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他抱到那盏两个房间共用的小电灯下面，勉强睁开睡意尚浓的眼睛，在他那小小的躯体上寻找蚂蚁。一丝凉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妻子指出：“他会着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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