尬。不过，”她为了缓和空气又补充说，“他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想我就不会知道了。”
阿切尔对她用“普通”一词感到反感，对她用“聪明”一词几乎是同样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去细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向来是一成不变的，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总认为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却无关紧要。直到几个月之前，他还不曾认识一位对生活持有不同观点的“好”女人；男人一结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下结论说。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请卡弗莱家的家庭教师吃饭？”
“唔，不是与卡弗莱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确实很想再和他谈谈，他正打算到纽约找份工作。”
她益发吃惊也益发冷淡：他几乎认为她在怀疑他沾染了“异国情调”。
“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需要法语教师，他想干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谈，”丈夫故意作对地回嘴说。她爆发出一阵赞赏的笑声。“哎哟，纽兰，真有趣！这不是太法国化了吗？”
总的说来，梅拒绝认真考虑他邀请里维埃先生吃饭的要求而使事情这样了结，他感到高兴。否则，再在饭后谈一次，就很难不说到纽约的问题了。阿切尔越想越觉得难以使里维埃先生与他熟悉的纽约社会的任何一个画面相调和。
一阵寒心的直觉使他认识到，将来的许多问题都会这样子给他否决。然而，当他支付了车费，尾随妻子长长的裙据走进屋里时，他又从一句令人宽慰的俗语中寻得了慰藉：前6个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在这之后，我想我们差不多会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的，”他心里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压力正对准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