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去预习功课。”这显然对我不公平，她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烦扰与不安。
“我不相信，”祖母低沉的声音中带着警告，反对和要求。我看到休伯特感激地偷望了她一眼。
但还是没有一个人听她言语。一双双眼睛依然盯着窗外。挂着陈旧蓝布帘子的“老马”赶来接这些体体面面的受难者。由于这一天出奇地寒冷，照耀纽约的太阳光宛若一根根冰柱叫人不寒而栗。女士们钻进了老式车里，个个都恢复了平静，车里堆满了她们脱下来的衣物，然而她们的温文尔雅的侍者“活像白兔一样”，凯特乐颠颠地说。他们不断地在门口闪现，十分殷勤地跟在那些挎着小包，提着鸟笼，拉着小狗，衣着华丽的贵妇身后晃来晃去。然而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也觉察到，祖母屋里的人没有一个对这一切给予丝毫的注意。每个人的思绪都急切而深藏不露地跟随着那两个与其他人毫不相关的人的一举一动。整个过程——发现、评论、默默的目视——总共持续了一分钟，恐怕还不足一分钟，在六十秒结束之前，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莱斯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就在旅馆中的人继续往街头涌现的当儿，他们早已一起离去或早已分道扬镳了，但祖母屋里的沉寂久久未被打破。
“好啦，一切都结束了。消防队员们又在往出走了。”终于有人说了句话。
我们这些少年人对此都非常关注；然而我觉得大人们却对如此盛大的场面漫不经心。那可是只有纽约才有的户外娱乐活动：醒目的红色救火车上架着红色的梯子，头戴防护帽的灭火队员，在救火车一辆接一辆叮铃当嘟地离开时，鱼贯跳上救火车，一对对胸膛宽阔的黑马，整齐划一地迈步前进。
我们默默地、不大情愿地离开窗口，回到楼下客厅里的壁炉边。大家没精打采地闲扯了一会儿，母亲首先起身，把手中的编织活放进包里，又重新用那严厉的腔调对我说：“我看你跟前跟后地看救火车看困了，预习不成功课了……”她言不衷的话语，我虽不理解，但我又一次从中觉察出，目睹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莱斯特一起走出第五大道旅馆时，她纷乱的思绪。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将那个短暂的印象同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