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张传单，我们3人发出去30多张时，那些在牌坊之战中被他们的父母、爷奶拉下战场的青年们大都又自觉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回到了革命的队伍里。程庆森、程庆石、程庆旺、程贤桩、程贤敏、程贤粉、程庆安、程贤翠、田壮壮、任齐柱、石大狗、石二狗、张小淑，他们看了传单，先是一脸惊色，及至把那些传单看完之后，都过来帮我们散发传单了。
我们把剩下的一百多张传单每人分拿了十几张，分别到程前街、程后街、村头上、吃饭场、校门口如撒雪片一样把那些传单撒将出去了，把剩下的贴在、挂在谁家门口和低矮的枣树、柿树上。一时间，程岗村陷入惊慌了，家家户户都在议论那被火烧死的区委书记、被挖出眼珠的老师、被打断了腿又吃自己屎的村支书。
秋天的街道上，除了是玉蜀黍的生甜气息，就是半黑半白的恐怖在街上笼罩着。说：“真的把那人推到水里淹死了？”说：“东大头儿村的支书我认识，真的把他的腿给打断了吗？”村里有人和东大头儿村有亲戚，勤勤快快地跑去问了呢，果然情况属实，还说那支书家的儿子，听说他爹用土坯把语录压进了茅厕底，于是问他爹：“真的吗？
”他爹低头不语，儿子起手就在他爹脸上打了一耳光，还跟着又在他爹的裆上踢一脚。一场深刻的思想斗争如龙卷风一样在程岗的家家户户开始了，明眼的村人已经看到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洪流，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奔泄进了程岗镇。
我知道，我必须借这股东风，迅速找到革命的突破口，找到致敌人于死地的喉结和心脏。简言之，就是必须从村支书身上找到他现行反革命的言论或行动，一举捣毁这个党支部。当然，打倒了程天青，也就摧毁了党支部，当然，要把程天青置于死地而后快，则需要他反革命或曾经反过革命的铁的事实和证据。
当然，找不到这些证据不要紧，只要能从他的直系亲属身上找到些，也是完全可以的。在革命的紧要关口上，同样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就是这道理。时令已经过了寒露，秋熟的季节来到了。玉蜀黍红烂烂的甜味，已经开始从田地里朝村落袭过来，你从程岗镇上走过去，由西向东，或由南偏北的风中会夹带着瞅得见、摸得着褐黄的秋味儿，如初春的柳絮杨花在街上飘荡着。
这是最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季节了。在乡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忙总是要阻挠革命进程的。革命总是要必不可少地为农忙让出一条路，为农忙付出沉重代价的。我想应该在秋收到来之前，就找到革命的突破口，在秋收的忙乱中，趁热打铁，把程天青从程岗大队皇帝的位置上拉下来。
我决定召开一个革命骨干会。会议的口头通知，由程庆林送给了17个人，会议的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十三里河的河滩上（我和红梅约会的失约处）。为了在那个会上深刻地动员大家揭发程天青的错误和犯罪事实，我买了17个笔记本、17支圆珠笔、1盒红印油。
我要大家在我动员之后，当即把程天青的错误言行写到笔记本儿上，再在那笔记本上按上自己的红手印。我希望通过这个秘密会议，能找到程天青有把毛主席语录掉进茅厕的事，或将毛主席三个字写错、写倒的事，或再一不小心说过啥貌似平淡无奇，分析之后则使人大惊失色的错话儿。
这样的事情只稍有一点，革命的突破口也就出现了，程岗也许就有了曙光啦，程天青也就大祸临头了。正是午时候，天气热得很，村里人都在歇午觉，村街上热烫的宁静像烧干了水的锅。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也都在屋里睡着了。
为了把那17支圆珠笔芯做成能写字的圆珠笔，我在院里把我家的竹扫帚折开，用菜刀削出17段细竹杆，用纳鞋的绳儿做着圆珠笔。这当儿桂枝推开大门回来了，手里提了一挂儿机器轧的细面条，半篮儿鸡蛋和鸭蛋。她问：“你干啥？
那是新扫帚。”我说：“你听着，你我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从今往后你少问我干啥。”她怔怔的立在那，脸上有了菜青色，似乎要发作，可她忍住了。我知道她有事情要求我。她每次有求于我时，就总是强压着火气不让自己暴起来。
她说：“今儿是农历几月初几你知道不知道？”我没有抬头，仍在把笔芯往细竹杆里塞，“几月初几碍我啥事儿？”她说，“今儿是我爹60大寿你知道不知道？”我乜了她一眼，“他60岁了？国家干部60就必须退休了，他咋还占着这村支书的位置不下呀。
”桂枝脸上的青色加重了，“你今儿去不去给他过生日？”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没那个闲功夫。”桂枝眼里有了泪，“高爱军，算我程桂枝求你行不行？”我停了手里活儿，“程桂枝，半月前我娘生日，我让你擀一碗鸡蛋面条端到岗上给我娘，你咋不擀哩？
你咋不端哩？今儿你求我了是不是？好哟，我也求求你，让你爹四年前说过让我接班当村支书的话兑现行不行？”桂枝哑然了。她有些可怜的站在门口上，也许是她对我娘的不孝使她后悔了，也许她感到她爹说过的要让我当支书的话应该兑现我，也许她面对政治和家庭的矛盾混在一起时，使她无力施展一个支书的闺女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威力和权力。
她只知道她是程天青的闺女，在程岗大街上走过去，那些六十岁七十岁，甚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见了她，老远都要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可她不知道，革命时期是政治压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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