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考虑各位在座的表现。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取得政权以后，哪怕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记工员、放牛的、看守庄稼的———这些好事决不会落到在运动中坐视一切的人，对革命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头上。”我说：“现在，本子在大家的手里，笔也在大家的手里，请大家静心地回忆几分钟，对程天青这个村支书和副支书、村长、副村长，包括大队的一切干部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子女，有啥儿意见，要揭发啥儿，就请都写到那个本子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吧。
”我讲完了话，不知道我的话在程岗的革命骨干中起了何样的鼓动和作用。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地看了出来，那就是他们还不敢真正地站到程天青的对立面，不敢在那本子上写啥儿。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相互观察，似乎这当儿只要有人率先在本子上写上揭发的材料，别人就会跟着刷刷地写起来。
我说：“还有一点请放心，无论谁揭发了谁，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把这些揭发人的姓名公布出来的。”这当儿情况有些不妙了，有人把握在手里笔索性放在了脚地上，长叹一声说：“我真是想揭发，可真他妈的一点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副支书的侄儿程庆贤。
他的话如同传染一样，又有几个把笔放在了脚地上，泄气地说着类似的话。经验告诉我，这时候必须阻止这漫不经心的逆风吹去刚被唤醒的革命者的热情。我望了望那些搁笔说话的人，把目光落在了红梅的脸上。红梅立刻心领神会。
她从人群边走到了人群前，说：“我揭发我公公程天民和程天青，他们时常在程庙的第二节院里坐着议论国家大事，对革命形势长吁短叹。有一次说县城的革命青年让一位老红军游街了，程天青说他认识那红军，他要碰见那些让老红军游街的青年，他就一铁锹把青年的头给砍下来。
”（我爱红梅）我说：“写下来，这就是罪证。”红梅就在众人面前沙沙地往本子上写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看红梅那样说了，那样写了，程庆林就跟着说：“我揭发以程天青为首的党支部三条罪状，全部都写在本子上，有一天革命需要我公开说出这三条罪状来，把我程庆林的头砍掉我也敢站出来公开当证人。
”说完后程庆林就往前挪一步，蹲在红梅边上，将本儿放在膝盖上，也跟着沙沙沙地写起来。（旭日出东方，禾儿都茁壮；甘露洒下来，鲜花都怒放；大河涨水浪滔滔，鲤鱼迎着浪头跃。阶级风浪阵阵起，风吹浪打不动摇。）随着红梅和庆林的公然揭发，大家竟全都开始往手里的本子上写起来，有的把本子放在膝头上，有的把本子放在石头上，有的索性把本子放在脚地，人就爬在沙地上写。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远处，秋庄稼都已成熟，飘着深红色的玉蜀黍的香味；近处，白亮亮的十三里河水上，有桃儿的嬉耍，有鱼鹰穿过云彩斜刺下来的身影。身旁河滩上的柳林里，浅浅的风平缓而又凉爽。往程岗镇后边流过的水渠里，不断有青蛙的叫声和跳入水中的扑通声越过渠堤响过来。
日头已至头顶，日光在大家身前身后照晒着，把每一个人写着的影儿都窝成一个淡浅色的团。我看见手快的人已经写了一页，还标出了！“#的顺序儿，手慢的已经写了大半页，字迹歪歪扭扭，在那本儿上，如在一张白纸上堆了一片粪便。
我在那些写着揭发材料的人中间走来走去，决定待这些人把揭发材料上交之后，就连夜写成大字报，让明晨村人一觉醒来，看到程岗一夜之后如白雪飞舞，大街小巷的墙上都是程天青和程天民脸上的脏臭和粪便，罪恶和屎尿。我决定革命成功以后，就是在纸上摊了一片粪便的人，如果他没能力当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也要让他当山坡上的护林员，生产队的记工员，或大队电磨坊的管磨者。
总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不仅是革命时的首要问题，也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革命不能论功行赏，但革命决不能让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吃亏在前，又黄连在后，这是革命的利益问题，也是农村发动群众时首先要考虑的前提问题。
我在大伙儿的揭发中计划着写大字报的笔、纸、浆糊这笔开支从哪出；想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如暴风骤雨般降落在死水一潭的程岗村，想着死水微澜将成为大江东去，一碗冷水也将翻江倒海。我知道在河滩上的这次会议，将载入程岗革命的史册，将因为这次会议上的揭发，使程岗革命进入一个真正的转折时期。
我知道我在程岗发动革命的一些行为，还不能和县城、和九都、和省会那些革命者的行为相提并论，他们会嘲笑我的这种作法像乡村小儿科，就像共产党革命的初期，有人嘲笑毛泽东在韶山冲发动的农民起义是土包子造反一样。
这种嘲笑，是他们对农民的不够了解，对农村和土地的陌生所致，是对程岗镇和二程故里特有的封建文化的不够熟悉，缺少洞察。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言，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明天，当我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以后，当我在程岗镇成功以后，当我在县成功以后，在地区、甚至省里革命成功以后，谁能不把河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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