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伟大、可爱的红梅呀！）程庆林没有再说啥，看看红梅，明白了啥儿，转身就往门外跑去了。我望着人群中的任齐柱和田壮壮：“你俩去站到大门口，任何闲人不要让进到院里来。”他俩立马朝门外走过去（后来他们一个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个副营长）。最后，我望着屋子里所有的人：“都退到院子里，屋里这现场一定要保持原样儿。”所有的人都退到了院子里。屋子里立刻空空荡荡了，只有那些摔碎、撕碎、揉成团儿的神圣和无知、无语的桂枝躺在那。立刻间，我家那种猜疑的目光不见了，被一种如枪林弹雨般的紧张气氛笼盖了，被政治斗争壁垒森严起来了。我立在院子的正中央，在等待中感到脸上有结成铁片样的一层硬壳儿。红梅悄悄走到我面前，如像要安慰一句啥儿话，却只那么立着啥儿也没能说出来。我说：“你把红生、红花带到一边去，千万别吓着了孩娃儿。”听了这话，她眼圈红润了，把红生、红花扯到了院子角。派出所新调来的高个王所长领着两位穿制服的警察，手里提着“五七”式手枪，脖子挂着“海鸥”牌照相机，很快出现在了我家里。最后，桂枝的死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
3转折
程天青疯了。桂枝突如其来的死使他感到天塌地陷，火山爆发，黄河怒吼，长江决堤。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哲学上永远不倒的革命观点，就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一天，程天青睡完了午觉，起床洗了脸，在院里走了一圈，看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在院里摘菜剥葱，洗肉砸骨，孙子、孙女们和外孙子、外孙女们在上房的一角跳皮筋、过家家，心里正洋溢着儿孙满堂的幸福时，他美满幸福的生活末日到来了。有人从门外撞着进来唤：“老支书，不好啦，桂枝上吊啦！”程家一院人全都呆起来。程天青盯着来人问：“你说啥？”来人说：“桂枝上吊啦，吊在她家房梁上。”程天青毕竟是解放前在战争的边沿跑来跑去的人。他很快镇定下来了，疾步走出家门，从程中街穿过胡同到了程后街。可他到我家里时，已经慢下一步啦。在门口站着的任齐柱和田壮壮没有敢拦他，却大高声地叫了一声“支书———”叫了一声“天青伯———”。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那叫声，都自动给他闪开了一条路，可当他在屋门口看见桂枝那舌头还在嘴外的青脸和泛白的眼睛时，看见那两个乡村警察在门口握着手枪站立着，高个子所长正用相机对着那摔碎、撕碎的毛主席像“啪、啪”拍照时，他把手放在他闺女的鼻前试了试（和我不久前的动作一模样），脸砰地一下就白了，虚汗瓢泼一样挂在额门和他的鼻子上。我以为他这时会英勇无畏地站起来，会用目光在人群中恶狠狠地找到我，会抓住我的衣领质问我：桂枝是为啥上吊的？可他却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被摔、被撕了的神圣上，仿佛他没进家就知道桂枝在上吊前做了那些事（是不是他们一家不断地议论我？常常说我患了一种革命症，因此桂枝说过她总有一天要把家里的革命和神圣摔了、撕了呢）。把目光落在所长的相机上，程天青叫了一声“王所长”，王所长没有把眼离开那相机，没有把拍照的腰直起来，甚至连头都没有扭一下，就对程天青平淡而又定性地说：“程支书，不得了呢，这是程岗镇十几个大队、几万口人中出现的第一起现行反革命自杀案。”程天青忽然冷冷道：“王所长，现在定性早了一点吧。是不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你们镇长说了才算吧。”王所长把拍照的手停下了，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程天青：“死者是你啥人呀？”程天青说：“她是我姑女。”王所长“哦”了一下，说：“你去把镇长叫来吧，让他看看现场，看他敢不敢说这不是一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说着，王所长就又开始拍照了（他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谢谢了，王所长，我向您致敬———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那样儿似乎压根没有把程天青放到眼里。在场的人都看见程天青的脸成菜色了，他盯了一下王所长，盯了一下站在屋门口如木柱一样的警察，突然转身走去了。他出门朝镇政府的方向走掉了，都知道他是去找那中年镇长了，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返回到我家里。直到在岗上埋了桂枝他都没有在村街上出现过。在程岗有七天不见他的影儿了。半月不见他的影儿了。收过秋，种上麦直到小麦苗从田里钻出一那么高，褐黄的土地上又有了一层嫩青色，他才在程岗出现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头发全白了，又乱又长，蓬蓬杂杂，头发中不断有鸡毛和柴草夹在头顶上。往日冬天刚来他就披在肩上的军大衣不见了。如今，早早晚晚在村头、牌坊下、饭场上见到他，他都是穿一件又脏又乱的黑夹袄，领子上的油污和领子比着厚，日光一照那领子就闪着令人恶心的光。他病了。真正有了疯魔症（历史真会开玩笑）。他疯了以后总是在村街上走来走去，见了村人不是嘿嘿地笑，就是瞪着充满杀机的双眼，可你要真的朝他晃一下拳头，他就会慌忙蹲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甚至，他还会突然朝你跪下来，给你磕头、作揖，请你饶了他，说：“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打我呀……我认罪，我认罪不行吗？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你们就饶了我这一回……”（他为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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