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24岁了？”我说：“25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3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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