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出来又备感陌生、神秘的Rx房在我的双手中热汗淋淋、跳跳荡荡，好像急于从我的双手中逃出去，又好像急于通过我的双手钻进我身体的哪个部位里。头顶上的月光凉爽清净。我看见她的目光又明又亮。
那会儿，我们忘掉了我们的身后是监狱，忘记了我们距监狱至多不过两里地，忘记了我们从监狱出来前想过的事情说过的话，忘记了我们逃出来的方向、路线和目标，忘记了我们不光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我还是天才的军事家、卜算家，忘记了未来和命运，忘记了复杂的革命形势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和目的，忘记了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忘记了国际上的帝修反，忘记了身边的地形和地貌，形势和敌人。
我们不顾一切，我们忘记一切，我们从监狱逃出来片刻之后，就在月光下、监狱旁、林地里、山坡上做起了那样伟大、光荣、正确的情事儿。我们三天前还在程岗借桃儿上学时赤身裸体在她家的厦房里，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那件事儿了，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了，突然相见必须先做那事儿。
这一次我们不需要革命音乐，不需要脱得一丝不挂相互的欣赏和挑逗，更不需要她像后娘对孩娃样在我身上的某处的抽打和拧掐，我们连扣儿都没解，连一句引诱的话儿都没说，我们就煎熬难耐、心心相印地滚在一起做了那件事。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做完了那件事，短的就像半根筷子、一滴檐水的跌落一模样。做完了那件事，我们仍然没说一句话、一个字，匆匆收拾一下，我便本能的拉着她的手，沿着树林里的一条影绰小路快步往山上走去了。我们做那件事时，既没有往日魂飞神逸的快活，也没有往日匆忙、短暂的遗憾和埋怨。
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了那件事才从狱里逃将出来的，不做那件事就无法将二人的内心静下来，无法平心静气的思考革命和命运，形势和人生。我们做完了那件事，就彻底的把自己平静下来了，如口渴时喝足了水，走累时歇完了脚，天旱时下透了雨，饥饿时吃饱了饭，燥热时走进了树阴浓厚的阴凉地。
我们往山上爬去时，虽然脚步匆匆，却没有丝毫的慌张和恐惧，仿佛就是这当儿身后有人追上来，把我们抓将回去也没有太大遗憾了。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件事。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山顶上到处都是透明莹莹的月光和寂静。我俩从树林走出来，站到一个满是僵石地面的高处儿，长长地舒口气，回身朝山下望一阵，才静心看清监狱那儿有几窗光亮和松松散散坐落的几排房。
月光中，那红机瓦房呈出土褐色，仿佛几个黄土堆儿卧在山下面。在那几排房的最后边，模模糊糊的院墙和墙顶上的铁丝网像时隐时现的一条方框的影儿在晃动。就在那方框最后的一个角儿上，有一排四个砖窑凸起在平地上，似乎有两座砖窑正在灭窑火，能模糊的看见有许多人———不消说都是犯人们，正在挑着水桶上窑和下窑。
从窑顶升起的乳白色浓烟在月下成了重青色，未升多高就被月色融掉了。再往那窑前望过去，一里二里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村庄睡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像被人随意丢在那儿的一片房屋和林地。我们有些庆幸我们没有被扔进那些犯人堆里去做砖、做瓦或烧窑。
我们毕竟是革命家，毕竟是对整个中国的乡村革命提供了成功经验的革命者，毕竟是我们把程岗镇从一个死水一潭的封建村落革命成了一片红色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的革命经验曾经向全县和地区十余次的推广过，省里的领导曾在我们的经验材料上亲笔写过“编者按”。
程岗镇毕竟是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明珠和灯塔，我们毕竟是天才的、罕见的一对乡村革命家。他们当然不该把我们当成一般的犯人让我俩去烧窑，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为我们在监狱时没有对我们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庆幸，为我们在监狱时没有给我们吃饭端水而后悔。
我们差一点就是这个县的县长和妇联主任了。我当了县长，这个监狱我要让谁住，谁就必须蹲进去。那时候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一面、柔的一面都在我的指示下，可眼下阴差阳错我们进去了。我们进去了就一定说我永远当不上县长了吗？
红梅当不了县妇联的一号吗？世事难测，未来难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前辈不都蹲过监狱吗？他们伟大，不正是因为他们蹲过监狱吗？李大钊、瞿秋白，还有课本上描绘的叶挺将军（为人进出的门常闭着，为狗爬出的洞常开着），正因为他们蹲过监狱，他们的人生历史才显得更加灿烂和辉煌，正因为他们是从革命中走进监狱、又从监狱走进了革命洪流，才是他们后来成为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人，成为我们后来者革命的榜样和永垂不朽、千秋放光的伟大楷模。
设若他们没有在革命洪流中走进监狱的历史，他们的命运会是今天的模样吗？我们并不为蹲了一夜一天的监狱而悲伤，不为在那种充满革命才智的特殊拘留室受到的监视、饥渴而愤怒，也许这一段短暂的历史会在我们未来的奋斗中获得新的意义，为我们命运的损失还可以成倍的补偿哩。
可惜的是，这件事情晚来一天就好了，晚来一天关书记就在县里宣布我们的任命了，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县长和妇联主任了。我们是了县长和妇联主任，在那监狱他们还敢不给我们吃饭喝水吗？还敢在通往门口的路上布设《长征》的八卦吗？
月亮从北边天空又往南边天空游移了，山脉上的寂静越发铺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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