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
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
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个计较个人利害
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
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
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
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
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
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
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
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① ①据民初司法惩戒处分，停职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并停止俸给。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
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
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
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
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
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
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
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
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
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
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
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
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
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
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
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
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
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①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
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
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
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
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百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
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
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
职照准②。 ①陶菊隐《北京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11页（一九五七年三联版）；《中
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辑第75页（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版）。
②范旭仑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间上海《申报》《杨荫杭律师启事》一则，说：
“阅报得知”辞职获准，现重操律师旧业。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
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
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
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
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
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
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
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
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
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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