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瑞麒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
至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
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
我穿一身半旧个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个安的情绪，所以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
那是石印的线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式。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找能回家，如果过了一夜个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停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
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我木然回答“很好”。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
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美啊。”我说：“很美。”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说你在苏州。”“是吗？找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他们撒谎。”“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我说：“害怕呗。”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
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
我说，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