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妹妹就没份吗？至于顺姐欠的债，确是欠了。她顶缸当地主婆，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脱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经病得很厉害，当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带了小女儿，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妈，把她买下来。
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
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出些钱来补贴儿女。
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老得还债了。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家珍。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
我也能写状子。”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个家！
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敢自己说啊。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
可思顺姐仍然是个“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
我叫她上协和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
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
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
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
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辩白一句。“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
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