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
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
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
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
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
”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
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智慧世界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
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
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
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
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