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在老先生看来，杨绛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对，甚是般配，本当就定了下来，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不可少。本来，两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
订婚礼仪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大学，仍要回清华读书，钱基博介绍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不觉又是草木摇露为霜的秋天了。
在这凉风瑟瑟的晚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到离别情怀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减少些思家之情的。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他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心上人。
半年多离别，该有多少话要向心上人倾吐呀。可是，紧紧地拥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悄滑落……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
当时国民党教育况且英国退还的庚款奖励国内成绩优秀的青年到英国留学，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什么功夫的。
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
”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她想家想得厉害，下午一到家门口，行李还撇在家门口不顾，便飞跑进父亲屋里。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
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
”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风雨同舟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