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我犟。
”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
那时，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
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
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
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了。
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
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以和他同类！
……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
”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居住。
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
钱先生在弃家“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
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二人艰难度日。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
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
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
”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
”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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