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认为是日共干的，另一派认为是札信干的。‘反间谍队’的压力加强了，不认为是日共干的那些检察官随即被排挤出去了。
“服从‘反间谍队’指示的检察官以高木为首，又添上另外两个检察官，侦查总部的大权就由他们掌握了。
“新川和村冈——两位打算彻底盘讯佐藤和A的检察官，分别被撵到大阪和福冈去了。
“过了三个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学去了。当场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停战后美国借给日本警察用的，后来都收回去了；据说畠山没有交还，却私藏起来。
“紧接着又搜查了市区南六条西四丁目开当铺的佐藤久（佐藤总检察官的哥哥）的住宅，从那里也发现了三支手枪。
“在负贵官员的会同之下，用搜到的手枪于市区北五条3七丁目的日本冷藏公司仓库作了试验射击。
“弹痕鉴定的结果，查明从畠山家里搜出来的子弹与射击白鸟时用的完全相同。就在查明这一点之后，吉田哲的起诉被撤消了
“事隔两年多之后，当局又说从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发射的子弹——其实，这正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试射时射出去的子弹。
“还有这样一件事：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们计划在札幌纵火烧掉藻岩派出所并杀死警察。有个伙伴不慎泄露了这个计划，让中央警察署知道了。警察署着了慌，当即报告高木检察官，由高木向某方面挂上钩，在纵火计划执行的前一分钟，从某方面下达了停止执行的指示，计划就流产了。
“佐藤保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记得那是十月左右的事。当局只是从形式上验了验尸，作为服毒自杀处理；不知怎地，甚至没有解剖。
“谁是‘白鸟事件’的真凶，其实摆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去说。当局只不过故意歪曲事实，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搞政治阴谋罢了
“我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只不过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世而奋斗罢了。”
以上就是《原田情报》的摘要。
《原田情报》的内容很有趣。这今情报也可以说是使“白鸟事件”更加复杂起来了。这一点留到后文再谈。
六
形成“白鸟事件”背景的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检察当局说，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曾通令各地区组织所谓军事委员会，从其中挑选出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了所谓“核心自卫队”。
日共方面则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所谓军事斗争和“核心自卫队”是当权者肆意揑造的莫须有的东西。
但是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日共中央会下令展开所谓军事斗争，恐怕是接近事实的。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一点受到了批判，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火行动。
为了在公审中进行斗争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军事组织；然而在“白鸟事件”中，这一连串背景却给检察当局构成了有力的状况证据。
第一审的判决书里，对被告行动的根本动机是这样提的：
“被告村上国治根据所谓军事方针，组织了‘核心自卫队’，同时搜集勃朗宁手枪等武器，指导了所谓‘红灯事件’等活动……”
判决书里紧接着记载了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调查和实际罪行——一切都以这一点为基础。
“白鸟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难以追究，正是由于其背景与政治思想有关，另外还涉及治安当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没有指示过军事斗争这一点双方说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单纯的凶杀案来解决。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八海事件”、“幸浦事件”（“八海事件”指一九五一年山口县熊毛郡八海地方的一对老夫妇被杀害案。“幸浦事件”指一九四八年静冈县盘田郡浅羽町（旧幸浦村）萩原幸太郎一家四口被杀害案。——译者注）那样单纯的、可以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材料的凶杀案。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说的火焰瓶斗争以及被说成是日共发行的小册子——讲述火焰瓶和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化学调剂法的《球根栽培法》和《营养菜单》——曾在基层组织中流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关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自我批评指的正是这种军事斗争，如今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么说，“白鸟事件”的被告被检察当局认作真凶的最主要的状况证据，大概就是这个“军事委员会和‘核心自卫队’的存在”。
这里再来看看据说曾对札幌的共产党进行过弹压的白鸟一雄的性格吧。白鸟警部当时正任警备科长，是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并制定对付日共办法的负责人。一句话，从性格上来说，他对工作非常热心，又是个极端喜欢单独保守机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员会的成员们曾尾随白鸟，监视他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儿去。科长多半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家。他不坐电车，总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对方骑着自行车，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们却没有自行车，因此无法钉他的梢，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成员曾监视白鸟警部好几天，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仅日共方面，连白鸟供职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鸟的行动。还有这样一桩事实：白鸟生前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他死后人们丝毫不知道底细。因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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