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 ( destiny)。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运途”譬喻“河” 。“船”只在“河”里走。十年一运，分两步走 。命有好坏，运亦有好坏。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命好而运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挤，受嫉妒。一生困顿不遇。命劣运劣，那就一生贫贱。但“运途”总是幽幽弯弯的，经常转向。一步运，一拐弯。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讲究很多 。连续三、三十年好运的不多，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我无意学算命，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 。
孔子晚年喜欢《周易 )，作《说卦》、《序卦》，(系辞》、 《文言》等，都是讲究阴阳、盈虚、消长的种种道理，类似算命占扎反正有数才能算，有一定的理才能算。不然的话，何从算起呢?(三)人能做主吗?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能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 ?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宫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卡”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 。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绩，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 。出国也不止一条路 。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锋先生、吴晗、寰震夫妇等 。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 。这话我们相信 。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 。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事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 。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 。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静 。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常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傲，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 。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 。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 。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 。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 。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 。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 。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人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人火中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四)命由天定，故称天命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无论中外，对命运的看法都一致。神明的天。怎能让造化小儿玩弄世人，统治人世呢?不能服命的人，就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 。
我们思考问题，不能轻心大意地肯定，也不能逢到疑惑就轻心大意地否定。这样，我们就失去思考的能力。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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