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彦成咬着嘴唇忍笑。
丽琳生气说："笑什么？这是真心话。"
"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朱千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
"那么，我该怎么说呢？"
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能独出心裁。"
"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
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
"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
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
"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
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
"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
"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
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竭诚相见。"
"好呀，说下去。"
丽琳看着彦成，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
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
丽琳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彦成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
"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
"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
丽琳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她把稿子扔给彦成。"稿子上怎么说，你自己看吧。"
彦成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么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
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
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
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
壮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方头的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黄黄的。她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念她的检讨稿。开场白和她念给彦成听的差不多，只是更充实些。彦成眼睛盯着她，留心听她念。她照着原稿直念到回国以后，她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只说：
她看到新中国朝气蓬勃，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个相同了。她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得了房子，成立了新家庭，一切都很如意。可是她渐渐感到，她和新社会并不融洽。她感到旁人对她侧目而视，或别眼相看，好像带些敌意，或是带些鄙视。她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当然，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庸俗和虚荣。她也能看到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彦成竖起了耳朵。
她却并不多加发挥，只接着说，外表体现内心。她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和她的外表完全一致。在她，工作不过是饭碗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识只是本钱。她上大学、留学、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本钱大，就可以赚大钱。这都说明自己是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
彦成这时放松警惕，偷眼四看。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姜敏、罗厚、姚宓、善保挨次坐在后排，都满面严肃，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
丽琳谈心似的谈。她说："我从没想到为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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