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够的，所缺少的部分只好由机关通过特殊活动来就地筹措。何况今天根本没有经费的调查部，两手空空能够有什么作为呢？久我首相和宗像副首相偏偏对调查部抱着殷切的希望。尤其是，就象以前向您屡次说过的那样，宗像副首相还怀着将来把这个机关发展成为‘内阁情报局’的理想。后来同久我首相搞坏关系的川上先生靠拢宗像副首相，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川上先生是个热情的人。他以第一任‘内阁情报局总裁’自居，把满腔热情贯注在工作上。在筹措经费方面他也很热心，自不待言。这里我就不谈筹措工作的具体事实了。
“因此，由于川上先生的性格和日美双方的特殊权力，他的活动特别显眼，这就成了以后引起种种问题的重大原因。例如，就以樋胁定良的谋略来说，那不会是完全没有得到川上先生的谅解而进行的，因为樋胁背后还联系着久我先生这条强有力的路线。
“要是把川上先生时代种种特工机关的关系和盘托出来，那才叫惊人呢。我实在没有勇气在这里说明整个情况。只谈谈日本方面的机关为了对中国和苏联进行谍报活动而同美国特务机关（例如反间谍队、中央情报局、空军谍报队、海军谍报队等）保持紧密联系的情况吧。还有这样的事实：日本方面的某机关把一个成员伪装成机关工作人员，偷偷混进与中国南部毗连的国家（例如越南或老挝）的势力范围内，其中一个有力人物在当地开办伪装起来的兵工厂，制造武器和弹药。我总觉得老挝一带眼看就要硝烟弥漫似的。本来，象这样大规模的谋略活动不是单凭日本人就干得出来的，必须与某国机关互相勾结。
“但是，对工作这么热情而又活跃的川上先生出人意外地很快就垮台了。这也可以说是虽然掌握了独立自主权，却失去了过去那个‘日本帝国’背景的、战败后受外国支配的国家的命运，是战后创建情报机关的人必然的下场吧。
“我以前同您谈过三笠丸事件。通过那一事件，弄清楚了原外务省官员（情报局总裁某先生）实际上就是卡比亚机关日本方面的负责人。可是为什么会在中途暴露出来呢？这可以从内务省和外务省官员争权夺势中找到原因。在特别调查部里，情况也是一样。因此，只要考虑一下那回川上先生私带美元到伦敦去的事件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自然就可以找到从事情报工作的川上先生的弱点。
“关于川上先生，要写的事情很多。川上先生的失败，不只是由于表面上的原因，即并非由于他打算扩大和加强这个情报机构而遭到在野党的反对，指责它要使特别高等警察复活。首先，川上先生虽说是久我先生的亲信，由于职位关系，也不可能每天都接近久我先生。而且他与久我的亲信有一线之隔，气味互不相投。还有一件倒楣的事：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长的顶头上司是官房长官，而这位官房长官与川上先生关系很坏。因此，非常通达事理、又有相当见识的宗像副首相是很能了解川上先生的，也是他的支持者，但是在官级上有着这样的距离。再加上久我同宗像感情上的对立又牵涉进来，所以川上先生是迟早必然要垮台的。
“但是使他垮台的方式是很奇怪的：在国内广播他私带美元到伦敦的事件，而且完全是以特别调查部独特的隐蔽手法进行的；尤其因为川上先生又是第一任部长，这种命运就更带有讽刺意味了。
“滨野万喜夫出任第二任特别调查部长的原因，正如我以前屡次向您说明过的那样。他当时是T县的警察队长，正打算辞去警察职务，为出任副知事而开始活动的时候，被召回警察本部，担任人事科长的要职，接着就继川上先生出任特别调查部长。
“在滨野先生任期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中，最能说明当时情况的是樋胁定良投奇怪的文件一事。在政治上，现任花山首相和特别调查部的主管者官房长官不断谋求日苏和平谈判，他们这种态度实在是总理厅特别调查部设置以来的严重问题。如果说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状态，那就是战后设立的特审局本来是把重点放在审查该整肃哪些法西斯分子和垄断资本家的，以后却变为以镇压左翼分子为重点；由此又促成了公安调查厅的设立。总之，在久我内阁时代成立的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随着企图与苏联接近的花山内阁的成立，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大变化。内阁中枢的情报机构倾向哪一方面，更是个相当重大的问题。尤其在执政党内，形成了把所有的反花山派都动员起来的局面，包括亲美派的活动、大使馆方面的特殊活动、与大使馆有联系的华盛顿政府和美国金融实业界系统的经济机构。
“除了‘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反对派还发表了关于花山首相的种种离奇的情报和文件，并且进行幕后策划，宣传在花山内阁执政下，日本明天就会闹出赤色革命的乱子来。特别调查部好象反倒变成了打倒花山的大本营。所以替花山首相和托姆尼茨基联络的渔业公司老板，曾经保证国内治安无问题的警察长官，以及执政党干事长等人，都被说成是赤色分子。还有一部分金融实业界人士对日苏谈判有所期待，所以反对派又环绕着恢复对苏贸易造他们的谣言，甚至还让钻进特别调查部的新闻记者到处散布说他们是同情赤色分子的。他们利用的材料和情报大部分是由公安调查厅或某政党的政策调查会提供的。关于当时特别调查部担任过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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