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为胜利者，父亲接受了人们献花，受到了好多人的欢呼……但他没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几乎不怎么沾家——母亲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简直化为了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时而沉重时而欢乐，两眼常常闪烁着动人的光。
这种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灭了。奇怪的是他毫无预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被理想烧灼着，心中存有不灭的希望，那么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这件事会长久地折磨着他，特别是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我前面说过，他从小就跟在叔伯爷爷身边，他曾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叔伯爷爷是省城的一个大官僚，把他从山里领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学，直到把他养育成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亲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是他无可争执的恩人。后来父亲从他们身边飞开了。当平原地区的战争到了决定关头时，叔伯爷爷亲自策划了几次大的行动，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是一种宿命，那个老人在一次回乡时竟然被俘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父亲受命参与了对自己叔伯爷爷的审判。
结果可想而知。叔伯爷爷被处决了。据母亲说，行刑前夕爷儿俩谈了一次话，两个人看上去都还平静……其实谁都明白，整个平原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老人的生命，他就是我的父亲。可他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一个处于特殊时刻的人：纯洁而残酷。他深深地爱着、恨着，走到了一个极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太突然太出乎预料了。他搅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出于臆测，或出于更大的阴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逼近了这样一个结局。
从此我们家走入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慰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亲的东西转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驾着马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头的冷笑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们为所欲为，只要有个借口。
现在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大院出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查……我们一家是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献出了全部热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马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管委会，大部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部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挺住了。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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