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
"真不去吗？"瘦子问。
"不去。"
"那好吧，拐子，这可是你说的。"瘦子挥挥手，领上矮子走了。响起一阵引擎声，原来园子外边停放了一辆汽车。
我知道事情有些严重。
我差不多能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这是一个欺辱的故事，有点像欺辱外乡人——而我和四哥、我们小茅屋里所有的人，都出生在平原上……我们今天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故乡，于是也就失去了一种特殊的佑护。
我一遍遍想着这片平原上可能有的熟人、能在危难之中援上一手的，最后总算想起了海边小城里的一两个人。我建议四哥与我一起离开，我们要通过一些关系主动对应……四哥反复拒绝。他坐在斑虎旁边，大睁着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冷冷的。我有些担心。我想先走一步，但又不敢把四哥一个人扔在这儿。
——这样直到园子外边响起几声鸣笛，直到五六个人拥进来。
四哥一直坐在斑虎旁。奇怪的是这一次斑虎像他一样冷静。他只是吸烟。
那个瘦子踱到跟前，说了一声什么。四哥返身往屋里走去——这时很快冲上几个人，把他架住了……鼓额和响铃哭起来。斑虎跳着——我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就把它关到了屋里……四哥被架到车子跟前，枪也给拿走了。
我也必须走开了。我最后对那个瘦子说的是：谁也不能碰他一下，谁如果那样，谁会后悔的。瘦子笑了，仰着脸，语气出奇地和蔼："是吗？"我冷冷答一句："是的。"
车子开走了。
我第一次让这小城里几个所谓的"朋友"帮忙。他们面有难色，都提出需要"打点打点"。
他们要钱买了很多高级香烟之类，说要从上面找下来才管事儿……
我忍受着屈辱——一边丢下尊严，另一边去找回尊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愿为四哥做平时极不愿做的一切。我得用力地忍住。我想起了这些年里，我们葡萄园遭受的全部不幸。
我们不知多少次与土管、税务、周围村子、园艺场打交道，我们已经遍体鳞伤。
眼前面临的只是又一次忍受……
整整两个昼夜，四哥都在外面度过。第三天他才回来，看上去人瘦了一些，白发也增多了。他没有背回那支心爱的枪。
我扶住了四哥。他说："他们逼着我们软下来。狗杂种……"
他不知道我们葡萄园被罚了重重的一笔款子。我明白四哥不能失去那支枪——那是他在前些年游荡时的一个伴儿；他身边必须拥有响铃、猎枪和狗……
这就是我们葡萄园最新经历的一件事儿。它还没有结束呢。
鼓额总想与我讨论点什么——她好像长大了许多，关心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沉默的少女有多大的悟力，她原来平时在想那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简直就无关乎自己……
我因此而感动。她常常叙说自己的童年：极度贫困和极度欢乐的童年。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一遍又一遍去想象那片丛林。
再也看不到白沙滩上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了，看不到它油亮亮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我觉得它的消失是二十世纪平原上最可怕的一个纪录……鼓额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我发现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男人。她故意把话题岔开，有时转移得十分巧妙。"父亲"成了人的一个禁忌，这个现象也使我心动。
这有点像我。
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切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更不能炫耀。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了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
我们谁听不到一个男人在背后、在一个角落的寂寞长叹呢？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啊！
每个人都有父亲。
真正的父亲是懂得羞愧的。
……算了，这个话题真该转移了。它从来不让人愉快。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深入地谈它。
鼓额在五六岁时就跟上母亲到地里做活，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其实从更早——不足一岁时她就来到田野上，那时她被捆在母亲的后背上，什么也不懂、不记得。她大概只会哇哇大哭，大人们因为忙，谁也不理睬，只在喂奶的时候把她解下，用沾满土末或植物绿汁的手擦擦她嫩嫩的脸蛋。
她说母亲翻土，她就把翻出的茅根捡出来，抱到地边；母亲给烟棵打冒杈，她就把它们堆到一块儿——烟毒把她的两条胳膊弄得又红又肿，母亲就用渠边上一种菜叶给她搓。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至今还记得起。她忍住了疼，她说她从来不哭。
那时天上的太阳比现在还要烤人，她说母亲、她，所有在田野上做活的人都给晒得冒烟了——真的，人人头顶那儿都往上冒烟，最后不得不往上泼水。赤裸裸的胳膊、腿，到处都像开水煮过一样，黑红黑红，摸一下烫人。
做活做到半上午，该歇一歇了，她和母亲就找个荫凉的地方喘气。哪里才有一棵树啊？地头上原先有三棵老杨树，后来被砍掉，做了猪栏。她们不得不钻到渠旁的紫穗槐棵下，在这种灌木枝杈下躺一会儿。好舒服的荫凉地啊，她爬到母亲身上，把母亲浑身的泥汗都亲吻得无影无踪。她说她那时一刻也离不开母亲，那时的母亲比现在的母亲健康高大和——干净……
她总喜欢说母亲被太阳晒得"冒烟"——这在我们听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可是反反复复听下来，竟觉得无比真实。我真的看到了被烤焦了的、正在燃烧的农民。他们如今仍然在土地上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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