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关于所长那方面的事儿，其实在大楼里都知道的，平时常有人议论……我这句话未经考虑说出口，他们立刻抓住威胁：谁说的，谁议论过？说，说，说不出就是你造谣！他们把我的话记下，还让我按上了手印……糟了！"
我安慰他。后来他哭了。快四十岁的男人，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看了让人难受。我试图给他鼓鼓劲儿，但没用。他已经完全被恐惧所笼罩。最后还告诉一个消息："瓷眼"的人伙同搞审讯的那一伙，目前正在搬弄大楼里一部分人的档案！
"为什么？""因为有人写了骂所长的匿名信，他们要核对字迹——专门找了有这方面技术的人……"
好长时间我的头嗡嗡响。"档案"两个字一下就让我想起了柏老的暴怒，以及他围绕我的"档案"做的文章——特别是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大山里的流浪……我轻轻自语一句：
"好吧……"
"怎么办？"他像个孩子一样望着我。
我紧握着他的手……我们往前走去。天上没有星星，阴得黑黑的。这座城市因为电力不足，疏疏的路灯像萤火虫。北风掀掉了一个小屋顶上的铁皮，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他拐过一个巷口，用衣服裹紧身子跑了。
就在我走进宿舍楼楼梯口时，正好两个人下楼。黑黑的楼道看不清脸，他们两个故意往中间靠了一步，挡住了我。我想侧一侧身子让过他们，他们却故意挤在那儿。这样闪了两次挡了两次，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拳头在衣兜内攥得紧紧的，我啊，我只是独身一人，没有牵挂——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靠左边的一个飞快扭住我的手，同时用膝盖狠狠顶了我一下。巨大的疼痛使我弯下了腰，差一点顺着楼梯滚下去。可我最后攥住了栏杆，憋足了全身的劲儿撞过去……那个家伙倒下了，另一个抽出橡皮棍打在我的背上——如果不躲闪，它就会打在我的脸上。我不顾一切扑上去，刚刚抓住握橡皮棍的手，刚才倒地的那家伙就拉住了我的腿。我倒在楼梯上，又滚动了几下。他们一齐扑上来……
那个夜晚是我走出大山以来遭受的最重的一次肉体折磨。整整几个小时我动不了也不想动，鼻子里淌出了很多血，嘴里也是血。我在楼梯口一直躺到了黎明。
不知何时起，那座大楼开始安静下来。好像上边干预了一下，那伙偷偷审查档案的家伙溜开了，搞传讯的也不见了。
大楼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这期间有人联名上书呼吁，○三所之外的朋友闻听了这场骚扰大为愤慨，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援助——大概是这一切才促成了眼下的结局。
但我相信，我和朋友们对此一生都不会忘却。
……留给我们的似乎比预想的残酷十倍——我甚至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就要急急地奔到我的导师病榻前了。他又一次吐血，由野外勘查营地转回，不得不一次次到医院检查。
"瓷眼"仍然呆在医院不出来，整座大楼依旧充满他的气息。
我的导师作为副所长，在去医院检查时连一辆车子也要不出来。分管车辆的人笑嘻嘻地说：打招呼晚了，车都派出了，实在没有办法。谁都明白这是故意刁难，因为楼下停车场上小车班的司机都在那儿打扑克……当时我不在场，不知最后我的导师是怎么去了医院。但这的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需要动用公家车辆了，因为他接受了这次检查之后再也没能出院。
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伏在导师床前，强抑着没有掉下眼泪。他微笑着看我，问我这一段忙些什么？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把那些事情告诉他。伤嘛，是在黑夜中跌成的……他枯干的手啊，那么温暖地抚在我结了瘢痂的脸上。为了这抚摸，我会一生爱着恨着，永不遗忘。我将因为对这抚摸的回想而幸福、感激。我告诉他：我全知道了，老师不该这么折磨自己……他平静地望着我，手指插在我肮脏的头发中："我原以为时间还够用，只是有些紧，现在看……"我再也忍不住，几乎是喊道："老师，听从医生的安排吧，赶快手术吧！"他点了点头。
大约是准备手术了。医生又进行了一连串的检查，然后让人通知单位和家属。单位的人姗姗来迟，来的是一位搞行政的副主任，从头至尾皱着眉头。他被医生告知，单位需要值班的人，需要陪床的人，他都皱着眉头。
半天的时间，医院里涌来了十几个人——他们被医院的人赶走又涌来，哭着。更多的人从门缝望着床上蜷成一团的病人，满脸悲伤低下头。医生把大多数人都阻在门外。我提出由我自己值班，顶多再找一个人。
一直到最后，亲属也没有来。找亲属的事儿导师既未同意，也未反对，只是嘴唇动了动，说出了电话号码等等。我们都知道他与爱人分居二十多年了，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手术的事情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医生们会诊之后告诉，一切都太晚了。
这最后的决定使我忍不下去。我躲到走廊上哭了一会儿。
导师喊我，那微弱的声音一传到耳膜，我赶紧擦干眼泪……
他的枯手伸着，伸着，我奔过去抓住了它。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我那些笔记全交给你了，还有……"
这是我所度过的最长、最艰难的一个夜晚了。疼痛开始折磨他，他忍着，尽量不发出呻吟。这使我想起在野外作业时，我常常在夜晚听到的牙齿磕打、屏气声，原来他早就开始忍受了。我求医生打止痛针，一夜里打了好几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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