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也会飞起一两只小柳莺，它们有黑绿色的羽缘，有坚硬小巧的喙，有秀美圆润的小额头。谁也逮不住它们。它们在窄小的空隙里飞动自如。它们在一个个隔开的空间里无声地穿梭移动，遇到人立刻销声匿迹。那只最丰满的大柳莺穿了牛仔裤，从一个枝桠蹦到另一个枝桠，要捉它除非有一整面捕鸟网。我对这个将要来临的春天有了难言的心绪。不是高兴，也不是沮丧，而是一种特殊的紧张和由此带来的某种兴奋。我预感到今后这样的春天会不断地经历，像以前那样的纯洁明净、使人焕发生气的春天一去不再回返了。
裴济所长又找我谈话。我仍然未能免除那丝紧张。平时不常见到他，他不知待在了哪儿。对他的神秘感无法消除，我相信不少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这回我坐到大写字台旁的一把木椅上，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对闪着陶瓷光亮的眼睛。他慢声细语，像在抚慰谈论对象。我无法不感到某种温暖。
“……这次下去，要对朱副所长多照料一些，你年轻，他有病，老同志了。野外作业习惯吗？”
“习惯。”
“那好的……这次勘察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国际信誉呢。这个开发项目在整个北方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会尊重科学规律的。有人说我们这次只是提供个数据，实际上项目早就定了，很错误。有条件就上，没有也只得放弃，实事求是讲了多少年，难道还要怀疑这个吗？我们的结论只能在调查研究之后……”
我在这沉稳有力的语气中有些感动了。
结束谈话时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两本书，装帧得极漂亮，原来是他新近再版的地质学普及读物。很厚，有分量。他签了名，又写了一句话：实事求是。
我谢了所长。
我得想法把它们摆到那个小书架上。陶明教授的所有书我都有，它们有些旧，而且纸质、装订都不太好。这厚厚两册新书放在它们旁边，它们的打扮立刻显得有些寒酸。我不得不把新书挪开——但放到哪儿都显得太亮了，周围的书不是太旧，就是太粗糙……而且它的印数那么高，这也是极其反常的。我知道陶明教授遗下的两部书稿至今没能出版，主要障碍就是难找一个不怕赔钱的出版社。朱亚直到现在还在为导师的这个事奔跑。没有结果。朱亚自己的著作也印不出来，他后来干脆不存奢望了。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
我脑子里一闪过“我们”这个词儿身上就战栗了一下，“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或者我把自己自觉地归于了某一类人吗？都没有，我起码是没有明确地想过这些……我想，“我们”大概仍然是指我们这个家族……是的，就是它在压迫着我，让我感到了这个春天的可怕的沉重。我在选择和权衡，脚踏在一条线上。这个春天啊，快快过去吧，消逝吧，快些化为一瞬飞走吧。
3
在半岛那个城郊的基地上，朱亚的情绪明显高涨起来。这究竟是因为摆脱了机关上的沉闷空气，还是来到大自然中的缘故，谁也不知道。好像只有我知道有什么沉沉的东西正无形地围拢了他。他与所有人不同的是：不谈往事。他好像只对眼前正做的事情有无穷的兴趣。我从来没有问起他的过去，怕引起他的痛苦。过去，即往昔的回忆，对于不同的人分量是完全不同的。我过早地懂得了这一点，很不幸。
黄湘这一次也要住在这一排排简陋的平房中了，听说上次他领几个人驻扎在城里，被所长批了一通。他毫不掩饰地把怨恨发泄到朱亚身上，说：“如果他不回去汇报，谁又能在乎这种事呢！”他的理解非常特别，他认为谁在哪个基地是明摆着的，又不是秘密，问题是让领导“在乎”了。他认为只有朱亚具备这个能力。他分明是怀疑朱亚回去治病那一次把他告了。
朱亚听到类似的话很淡，只是吐出两个字：无聊。然后就着腰，兴奋地看着春天翻动碧波的海面，小声吟哦什么。他的稀疏的头发让人为之心寒。头顶前边差不多没了。脸色不仅发青，现在还有些灰暗，已经毫无光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朱亚说了这么一句：“苏圆提出要到我们基地来玩。”
朱亚抬头看着我，停了一刻才回答说：“那好啊。她是随便说说吧。”
夜里我们聊天，因为黄湘又去城里办事了，我的屋子没人来骚扰。朱亚从怀中掏出一个照片，我看到了一位可爱的姑娘的肖像。她圆脸庞，微胖，几十年前的服装，发型也是那时的。她的唇角留着一丝顽皮的笑，鼻子翘得重了一些。眼睛真美。我说：“好！”
他告诉我这个姑娘当时只有十七岁。
我不问下去。他很高兴，所以他不紧不慢地说了：“是我在野外作业时认识的。她普通得像一棵草，像那里满山的铁线蕨。她说要跟上我，天南海北都行。她就是山脚下那个小村的姑娘，没读几天书，从小跟在妈妈身边种麦子、拔草、绣花。她用半夜工夫给我绣了一双鞋垫，上面是花鸟，谁舍得垫在脚下。后来我作业完了，回了城……”
他到处翻，原来找香烟。他从来没吸过。黄湘的抽屉里有，他燃了一枝，大吸一口又揉灭：“我在城里找了个机关女干部。她迫切地追求进步。人很正气，也很好。我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她给我生了三个孩子，不过我病了。她觉得我所干的这一切，即我的事业，是不太值得重视的。我想让她重视一点点，只一点点就行，她就努力地重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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