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有多大？属于违纪，还是属于违法？我说过了，不要解释，不要辩解，简简单单，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办公室里好一阵没有一点儿声息，寂静得就好像无人存在。
党委书记陈永明不断地向总经理郭中姚看了一眼又一眼，但郭中姚却好像陷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沉思之中，好久好久，既没有看李高成一眼，也没有看陈永明一眼。从郭中姚的表情上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既看不出紧张，也看不到压力，更看不到惊慌和害怕。郭中姚的这种沉思，就好像是一种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一切都不顾了的沉思。只是一种微微的伤感、一种微微的沉重、一种微微的沮丧、一种微微的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微微的东西，却让李高成感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自己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让人无法接受、太让人感到伤心了？或者，是不是太让人感到屈辱、太让人感到难以回答了？
这真的很难回答么？
如果真的问心无愧，两个字就足够了：没有。
我没有把国家的钱装在自己的兜里，也没有占过国家和企业的便宜，更没有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
这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干部，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里有着相当威望的一个名称：共产党人，这个问题真的应该很好回答。
除非你已经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
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回答吗？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并没有做过那些利令智昏、以权谋私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干过那些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所以，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问题，确实让人非常难于回答，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真的会有这样的回答吗？或者真的会有这样的答案吗？
李高成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两个公司的主要领导，也一样好久好久一声不吭。他觉得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能说，也不应该说。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一说点什么，甚至一流露出点别的什么表情来，办公室里这种正颜厉色、栗栗危惧的气氛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他觉得有点顶不住心理上压力的好像不是眼前这两个下属，而恰恰是他自己。对一个始终漂泊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的企业领导，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一尘不染、冰清玉洁？
以你自己来说，你能吗？你做得到吗？你能很容易地拒绝一次非参加不可的极其丰盛的宴会吗？你能轻而易举地把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接踵而至的钱财礼物全都一干二净地拒绝掉吗？你能同那些明知道有腐败行为却又找不出任何证据的干部和上级领导保持距离、不进行一切来往吗？你能对那些有着特殊身分、于某一项工作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和上级领导的嗜好与要求严加拒绝、不予理睬吗？
再算一算你自己，每年每月从你手里批示出去的带有贿赂性质的礼品礼物有多少？只要你愿意，堂而皇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邀请你参加的饭局几乎时时都有！仅去年的一次不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只是对那些港商、台商、外商的招待费、娱乐费。观光费、礼品费就有数千万之多！
如果有什么人或者上一级的领导问你这算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两个字一下子就回答清楚？
他不禁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给他说过的那些话，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大家都有，国家有、政府也有，没有理由只让中纺的领导来承担，也同样没有理由让你个人来承担。因为这本来就是集体的责任，并不是个人的责任。
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想起了妻子的话。
办公室里依旧很静很静。
与总经理郭中姚的表情举止相反，党委书记陈永明显现出来的则好像是没有任何主见的东张西望。一会儿紧张地瞅瞅郭中姚，一会儿又偷偷地瞧瞧李高成，似乎想从别人脸上看到什么答案或暗示后，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回答。
不过这也难怪，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陈永明虽然是个党委书记，但从资格上讲，郭中姚要比他老；从年龄上看，郭中姚也比他大；从能力上说，郭中姚也确实比他强；何况如今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中纺公司具有法人代表身分的是郭中姚。所以一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如果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的位置，往往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摆在了依从的地位。作为党委书记的陈永明，也许他早已把自己摆在了第二位，或者他以自己的准则，清楚这个时候只能先让郭中姚来说，只有明白了郭中姚的意图和想法后，他才能定好自己应该怎么来回答。从另一方面来说，陈永明的压力毕竟要比郭中姚小得多，因此陈永明能有这种表情和举止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郭中姚依然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陈永明依然是那样毫无主见地东张西望。
也就是在这时候，桌子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几乎把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电话是吴爱珍打来的，这不禁使李高成颇感意外。平时妻子极少会这时候给他来电话，妻子知道这是他最忙的时候，即便是有重要的事情也很少会在这时候打电话给他。至多是告诉他的秘书一声，让秘书在他不太忙的时候把要说的话转告给他。这其实也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默契和规矩，尽量避免在双方工作都很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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