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出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热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儿子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点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口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干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流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眼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流”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道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咱们这些“盲流”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子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道的情况交流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处。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流”。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热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高、口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牛奶当水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肉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头晕的土包子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头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口袋里揣似的。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流”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花乱坠的招工处，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干最重的体力活的。那些招工处，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这老“盲流”有四十多岁，身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精通医道，想找个对口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处登记。我看他有点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眼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处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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