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书相当于现代報纸的社论，像十九世紀初、中期英国《泰晤士报》，那种足以对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社论。历代名臣一些严重的奏议谏书，就是和皇帝持反對意见。今天一边写报告，一边写遗嘱，把棺材買好，第二天奏议一上去，算不定就要杀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为了对歷听有一个一交一 待，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用生命换取千秋，对天下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中国文化史一个知识分子的教养，是非常特別的地方。尤其明朝以来，读书人受宋朝理学的影响，到了国破家亡、社会变乱的时候，以生命换取千秋的特别多，我经常看明朝的历史，但有意思的是，明朝自从朱和尚朱元璋当皇帝之后，他的子孙没有一个够得上当皇帝，现在想想，那些皇帝只配到酒店里当酒保，跑跑路可以，不要说当皇帝，当老板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在明朝，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天下，为了历史，他们的奏议谏书，乃至他們的所作所为，其忠貞之气特别多。所以明朝两百七十年間的历史，准确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生命的认识，对生命贡献的精神。
现在回到庄子本文：“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古人上奏议，对一件既成的事实，要討论它的时候，怎么写呢？现在年青同学写社論，写批评的文章也要注意，“成而上比者”，引古证今，把过去的历史事实，拿来作比喻和说明。所以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教训颜回，你假如出去当王者之师，说话“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这样好不好呢？这种作法乃人臣之道。这里又要岔进来了，在中国文化中有三道，君道、臣道、师道。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西方的耶穌，走的都是师道的路线；尧舜禹汤这些人，走的是君道的路线；历代名臣走的是臣道的路线。这三道是中国文化教育人成就的目标。君道是领導的哲学与艺术，等于你现在赤手空拳白手起家當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如何领一导一人 ，如何包容人，如何能好人坏人一起用，有本事没本事都使他们动起来，这是君道的修养。臣道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孔子告訴颜回，你走的是臣道的路线，你引古证今，“其言虽教，”这个“教”读效，意思是效果，你所建議的道理虽然发生效果，可是行不行呢？不行，“谪之实也。”你對于帝王，还是有讽刺，责备的意味，他还是受不了。
唐太宗和魏征
近几十年，台湾很多人喜欢看《贞观政要》，大家看这本书津津有昧，很有兴趣，可大家忘了，看这本书是要学会怎樣去做皇帝，怎么样去做领袖呀。《贞观政要》记载中，唐太宗對于大臣的意见，不论正面反面都言听计从，显出唐太宗的伟大。大臣魏征，以糾正皇帝的错误而闻名，以唐太宗的英明有时候也受不了。据記载，唐太宗喜欢养鸟玩，一个大英雄到了天下无事的时候，精神没有寄托，玩玩鸟，等于我們老百姓养白鸽玩玩，这也没什么。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晓得魏征看见了一定要講，当皇帝怎么能跟小孩子一样玩这一套？就把鸟往怀里一塞，魏征已经看到了，他也不讲，本來有事几句话就可以报告完，可他偏找些
国家大事来给皇帝讲半天。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拿出怀里心爱的小鸟一看，早已魂歸奈何天了。唐太宗那个气啊，回到后宫大发雷霆说：“我非得把这个田舍翁（乡巴佬，指魏征）杀了不可。”独孤皇后就問：“皇帝今天又受了哪一个大臣的气啊？”“还有谁啊，就是那个魏征。”皇后一听，不说话了，立即换了大礼服向唐太宗行礼道贺，唐太宗说有什么可贺的？皇后说，唐朝有魏征这样的好大臣，又有你这样的好皇帝，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好现象，国家的兴盛是可期的，这还不可贺吗？几句好听的话一說，于是唐太宗息怒不谈了。以唐太宗这样气量宽宏的人，對魏征的意见，样样接受，尤其这一次，唐太宗还气得要杀他，若不是唐太宗的皇后暗中救魏征一把，这个老头儿的头也是要保不住的啊！后来魏征死了，唐太宗还是借个题目把他的墓碑给推倒了。一直到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才又想起魏征若在，必不会有此失。因此又树立起他的墓碑。作一个领袖，能够真正容人之量，除非是得道的人，达到了“空”的境界，不“空”做不到。所以孔子告诉颜回，你向皇帝引古喻今，虽然起到了效果，但他心里面还是感到你在讽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