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出的问题更大。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现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导，顺着水势一带，就引进了河川渠川。
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这也是后世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讲的“以弱胜强，以寡击众。”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无为之道是对做领一导一人 讲的，但领一导一人 做不做事呢？国家大事，一切都付之于法治，“以刑为体”。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等于说上面的领一导一人 手指头动一动，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
所以省力少，成事多。这是“无为”的道理。注意，我们看到“刑”字，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这就要了解历史了，完全依赖法律，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结果天下大乱。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运用之妙了，很难掌握。事实上，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还包括了《外篇》《杂篇》所有的东西。
对于这一段，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历史上记载的，法家用法治世，太严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归于《酷吏》的传记中。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道家是讲道德，将慈悲，讲清静无为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
我们知道，一个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对整个社会，对全民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酷刑了，用之适当才好。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
所以庄子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那么光“以刑为体”行不行？不行，还必须“以礼为翼”，因此儒家有两句话，孔子讲的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个理想很高，实际上做不到的，“徒善”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赖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会走不通。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对于“庄子”“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
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不论个人的自修也好，或国家的政治也好，为什么以刑为主呢？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现在这里是讲如何做法，“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刑法为主不能过分，过分就流于酷吏的做法。“绰乎”就是很轻松很自在之意，不是严刑重法。刑法重，法令太严密，就是严刑重法，这在我们文化史上，历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严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所以“以礼为翼者”，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垂之于万世的精神。
“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什么叫“知为时”呢？就是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机，“不得已”，就是只好这样做，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第一，用儒家来讲，孔子想救世，明知道这是救不了的时代，他还是要去做，所以尽其一生都是救世，每个宗教家都是这样，这是“不得已于事也”；第二，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就恰当好处，适可而止。“知”是两方面的应用。
“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至于丘也”的“丘”，不是指孔丘，是指象山一样堆起来，以道德为标准，以道德为规范，这个标准很高，象山丘一样。“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这句话是庄子在这一段这一篇中的点题，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怎样叫修道。如学佛之人，又要修戒，又要修慧，又要修定，又要吃素等等，每一个宗教徒好象都是忙得不得了。一般人认不清楚，认为这样忙碌这样努力才是修道，都是只看外形。真正一个修道的人，他入世处事，日理万机，外表看起来忙得不得了，但他的内心什么事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这就叫无为之道，因为他处理一切都有一个制度一个规范，都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