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性质，但“大乱”云云，也应有民众情绪失控，导致非理性泛滥，危及威权统治的因素）。毕竟，民一主 ，需要理性的烛照。
当代新儒家，比较一温一 和的一个流派，在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自一由 主义或民一主 运动的精神资源时，一邓一 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若干一精一英，或者不能忽视。传统资源不仅仅在儒家一家，在法家，在名家，也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资源，是否有其历史的承续性，是否可以经由创造性的解释转化为新的精神资源，在现成的“异邦”资源可以“拿来”的时侯，有无必要“旧瓶装新酒”，等等，尽管我有乐观其成的倾向，但还是愿意保留一点儿谨慎的怀疑。
铸了“刑书”、“刑鼎”向国人明白展示，确是中国法制史上最值得圈点的动人事例。大约与子产、一邓一 析同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跃动着现代司法精神的法治管理理论思想，比如《法经》、《管子》所论及的“事断于法”，“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罚必当”，等等。应当说，这类思想确实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法制思想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与“刑书”“刑鼎”一起，具有了类似《汉穆拉比法典》成文法的性质。但也必须看到，这类法制思想的进步性是有限的。譬如前述传为李悝所著的《法经》就有一项严重的反人道规定：议论国家法令罪。所定刑法极重，处死刑，抄没家产，妻子为一奴一。国家的法令是不准议论的！这正是钳制民口的高一压 兼愚民政策。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子产公布的郑国刑法和一邓一 析的《竹刑》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根据中国现存的法律文献推断，很可能是“刑法”与“民法”的杂糅。中国古代，一向是“礼”与“法”不分，“刑法”与“民法”不分的，封建社会的法典，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有关田土、钱债、户籍、婚姻等法律规定或规范，统收在各朝律、例之中。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起草于1911年即宣统三年，称为《大清民律（草案）》，但还远不完善。抵1929-1930年间，中国陆续公布了《民法总则》各编，才算正式有了民法。
但中国的法律著作却并不罕见。自汉代以后，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或“刑罚志”）又有“十通”、“会典”、“会要”之类，再加上历代文人笔记、各类野史杂著，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如《云梦秦简》、《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后人据此钩稽，编为法制史资料汇编，往往颇具规模，如1934年孙绍祖撰成的《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历来法学著作572种，1957年大一陆 编成《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收集历来法学著作932部，1976年台湾纂成的《中国法制史书目》，收集历来法学著作2473部。这么多的“法学著作”，其中的法典类不在少数，成文法也不在少数，但由于中华法系“临事议制”的特点，历来为中国百姓所了解、通晓的法典，寥寥无几。法典，从来就不是中国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对于中国百姓而言，成文法也往往行同虚设。这些东西，与现代法治其实是没有多少有意味的关联性质的。
“刑书”、“刑鼎”的颁布肯定不是统治者的恩赐，但也更不是“人民流血斗争的结果”，事实上，那是老牌贵族在动荡时代渐被新兴的“布衣卿相” 打破法权法统垄断的结果。毕竟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或者也可以解释为，这是轴心时代先民为了更合理地生存，经由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的利益均衡运动的结果。当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一场利益均衡运动没有持续多久，到了商鞅的时代划上了句号。商鞅没有继承中国法权体系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却将极一权 专制的法权体系推向了时代的巅峰，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国民“争之以刑书”的大好局面。从此，中国与法治绝缘——这是中国两千年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