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创作什么，只是在叙述前人的思想罢了。这前人是谁？孔子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尧、舜、文王、武王，而把这些思想具体落实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后孔子再继承周公，把它们传下来，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周公之后，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阳明算一个。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说达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别有一番风景，大而化之，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王阳明的事功也很大，超过了子贡，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迹。
他一直没能进中央工作，所以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了。治国平天下的，只有周公和管仲。不过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对他不满，因为觉得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却没有做到更好。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说他器局太小，只知道富国强兵、发展经济、称霸天下，却没能行王道，为万世开天平，所以人亡政息。
管仲没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说是经济学巨著。那王阳明之后谁是圣人？曾国藩算一个，他也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有。曾国藩的功，比王阳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与王阳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点像之前讲的冉牛、闵子、颜渊，因为自己素有德行、有体会，所以“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
曾国藩留下一本《曾国藩家书》，就是亲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若是问我，中国历代圣人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其实孔子、孟子、王阳明、曾国藩都有。但就实际行动和工作生活的习惯来讲，基本上曾国藩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确实亲切有味。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时者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继续问：“老师您对伯夷和伊尹怎么看呢？” 孟子回答说：“他们俩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择君而事，择民而使。他认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认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
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来做事；遇到昏君乱世，他就避世隐居。” 伯夷、叔齐兄弟，是孤竹国（今天的秦皇岛）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继承人，但父亲喜欢叔齐，遗命叔齐继位。叔齐认为君位是哥哥的，拒绝继承。
伯夷认为既然父亲都传给弟弟了，他也不能要，于是干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齐一看哥哥跑了，也跟着跑了。国人没办法，就立了老三做国君。这就是“非其民不治”。伯夷叔齐两人去投奔周文王，抵达周国时，文王已死，正赶上武王出师伐纣。
两人便上前阻拦，说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结果被武王的卫士拖开了。周灭商以后，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食野菜，最终饿死。这就是“非其君不事”。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说：“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赶上哪个君主，就侍奉哪个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能使唤上谁，就使唤谁。
遇到明君治世，他当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乱世，他一样当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舍我其谁，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当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先后侍奉过夏桀和商汤，后来辅佐商汤灭了夏桀。
商汤去世后，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执政大臣。其中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位的时候，因为太甲无道，他能将身为国君的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等太甲改邪归正，伊尹才把他放出来，把君权还给他。之后，太甲成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当国君都无所谓，反正我来干。国君不好，我还能把他给教导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兴，周公也恐惧流涕，不管成王对不对，他可不敢教训成王。
而伊尹却能教训太甲。伊尹非常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太甲死后他才死。伊尹死后，太甲的儿子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葬在商汤墓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过的巨大贡献。完全没有认为他凌驾于君王之上，无人臣礼。张居正也曾经像伊尹一样，有比皇帝还大的权威，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
甚至，他几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废立。但他死后，却被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解这一段时，恐怕也以伊尹自认，但他并没能教好万历，自己修养也不够。孟子说完伯夷和伊尹，接着说孔子： “伯夷是圣之清者，只要有一丁点儿达不到他的标准，他都不干，以至于不食周粟，最后饿死，这样的‘清’是偏于狭隘的。
伊尹是圣之任者，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一定要干，这就难免有迁就妥协。只有孔子，元神不滞，变化无方，积极进取，又顺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可以久留就久留，应该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未尝没有伯夷的清，但他并不清高偏狭；未尝没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并不非要实现事功不可。
把自己的学问留下来，传下去，成为万世之宗，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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