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其罪之大，处死都不足以惩罚他！原文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华杉详解 善战者，是指善于战胜攻取的兵家，如孙膑、吴起等。连诸侯者，指善于合纵连横、游说连接诸侯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
辟草莱、任土地者，指有富国之术、善于搞财政增收的法家，如李悝、商鞅等。这三种人，都是各诸侯国君最渴求的人才。但是孟子却说，这些人都应该抓起来判刑。为什么呢？那善战的人，杀敌制胜，可以快人主之心，但是伤残民命、荼毒生灵的，正是那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所以他们罪恶最大，应该服上刑。
那纵横游说、连接诸侯的人，虽然没有亲身去做攻战之事，但是挟智用术，把持世主，兴起争端，使天下兵祸连接，不得休息，其罪也不容赦。第三种人，搞财政增收，怎么也有罪呢？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百姓富裕，而是要富国强兵，兼并天下。
所有的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尽地力，也尽民力，都是为了聚敛于上。如此不遗地力、不遗民力、不遗“余利”，全部搜刮上去，使天下民穷财尽、不得生养，以满足他的欲望和野心，所以也是罪人。儒家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没事就好，君王不要搞太多事。
所以对能搞财政的，要改革财税政策为国库增收的，往往以“聚敛之臣”“言利之臣”两个罪名来骂他，“与民争利”是儒家眼里的一大罪。当君王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时候，自然天下大富，政府也富。中国历代治世都是这样，比如文景之治的时候，民间富得流油，国家也富得钱库里拴钱的绳子都腐烂了，粮库里粮食也发霉了，吃不完，穿不完，用不完。
但是，当君王雄心勃勃，要富国强兵、开疆辟土、扬我国威的时候，君王的欲望志向无限，而国力民力有限，有多大国家、多少百姓、多少钱粮，都不够他用。到了汉武帝，要做汉武大帝，就搞到从国库到民间，全国破产。张居正讲，就这三种人来说，纵横家固然是罪人，那搞军事和搞财政增收，不管哪朝哪代也少不了，怎么也有罪呢？
因为王者用兵，主于定乱，而善战者以多杀为功，或攻取他人土地，那正是生乱之源。这个思想很重要，叫不赏边功防黩武。后世唐朝开元时期宰相姚崇、宋璟，有“不赏边功”的政策，不给他赏赐，就是防止他生事。儒家的边疆政策就是不要开疆拓土，相安无事就好。
我们自己国家搞好了，他的百姓想加入，他的君王又暴虐，这样自然一推他就倒了，这是王天下的王道，靠软实力扩张。扩张是结果，不是目的，百姓的幸福是唯一目的。但是开疆拓土，扬我国威，这是帝王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
广义的帝国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支持扩张国家领土和同化其他民族的理念。由于这种理念通常是使用武力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是贬义词。君王一有了实力，扩张的野心难免就勃勃，扩张成了目的，他就要来硬的。
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就要开边，终于造成藩镇尾大不掉之局，一个安禄山叛乱，就把繁华盛世的中国，卷入长达两百年的大混乱时期。唐朝最强盛的时候，也不光姚崇、宋璟不想开边，狄仁杰也请罢安西四镇以肥中国。魏征更是请立高昌故王，给他们立个王，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因为我们要管他们，花钱太多了。
实际上，这种思想也非儒家独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里专门谈了美洲问题，他论证了，让美国独立对英国更有利。为什么呢？他说管着那么大地方，又收不上税，还得花费巨大的军费去保护他，去维稳。
唯一的所谓利益，是垄断美洲的贸易，而贸易垄断只对英国上层部分垄断利益集团有好处，对国家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不垄断美洲贸易，开放自由贸易，更符合英国百姓的利益。巧合的是，《国富论》的出版和美国独立建国正好赶在同一年——1776年。
这两件事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两大自由事件：经济自由和人的自由。日本和德国都曾经认为自己资源匮乏，生存空间不足，以至于要发动战争，把全世界拖入战火。战败之后呢，资源更少了，生存空间更小了，军队被限制了。但是，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搞得好，百姓比任何时候都富足和幸福。
再说这搞财政增收的，张居正说：“王者之制赋，主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为富，此义利之辨，而治乱之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审哉。”税赋的目标在于惠民，不在于越多越好，是治世还是乱世，就在税赋上面分别，所以为政者要小心谨慎。
“温良恭俭让”和“恭宽信敏惠” 原文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华杉详解 瞭，是眼睛明亮。眊，是眼睛浑浊。
廋，是匿藏。孟子说，看一个人，不必远求，就看他的眼睛就行。善恶生于心，而心之精神见于目，眼睛是无法掩盖人的善恶的。胸中所存光明正大，无所掩藏，眼睛就清澈明亮；胸中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眼睛就恍惚浑浊。
所以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就看着他的眼睛，他还能藏到哪里去呢？原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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