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至仁，纣王是至不仁，以至仁伐至不仁，应该是摧枯拉朽，推一下他就倒了，怎么会有激烈的战斗，以至于血流漂杵呢？” 按照孟子的理论，仁者无敌，应该不战而胜，不可能有那么激烈的战斗。而至不仁者，恶贯满盈的暴君，应该坐以待毙，不会还有人卖命替他作战。
所以武王和纣王打得血流漂杵，是不科学的。《尚书・武成篇》上的记载，肯定不符合史实。朱熹注解说，《武成》上的记载，是商人自己倒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他们是自己自相残杀血流漂杵的，不是武王的军队杀的。
这么说，也没有不符合“以至仁伐至不仁，不会有大战”的理论。人们大大低估了成就一件事业所需要的时间 原文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华杉详解 孟子看见当时的游士，比如苏秦、张仪、庞涓、孙膑等，一个个游说诸侯，自荐才能，说着“我善于阵法，我善于作战”，就要忽悠君王去攻城略地。
孟子就说，他们都是大罪人，上引国君于贪恋，下陷百姓于死亡，既是天下百姓的罪人，也是君王的罪人。因为兵凶战危，战争对国家、对百姓都是灾难。如果国君不发动战争去与天下争利，而是仁爱自己的百姓，则自然天下归心，全世界的百姓都想移民到本国来。
如果别国也仁爱，则大家相安无事，各自求仁得仁，这是美好世界。如果别国国君暴虐，他自然恶贯满盈，自取灭亡，那时候，你去吊民伐罪，自可不战而胜，传檄而定。就像当初商汤征伐，他打南面的国家，北边国家的百姓就抱怨：“怎么打他们，不来打我们呀！
”他打东边的国家，西边国家的百姓就抱怨：“怎么先打他们，把我们排在后面呀！” 武王伐殷也是一样，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到了殷国，武王对殷商的百姓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来与你们为敌的。
”百姓们便跪地磕头，额头触地的声音，好似山崩塌了一般。征战征战，什么是征？征就是正，各自端正自己就好了，哪里需要相互作战呢？孟子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和《孙子兵法》相似。《孙子兵法》前三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反反复复就是讲不要打。
《孙子兵法》不是战法，而是不战之法；《孙子兵法》不是战胜之法，而是不败之法。《孙子兵法》的战争原理，就是说战胜别人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只有管好自己，立于不败。那什么时候能战胜敌人呢？那是敌人的事，不是我的事。
他如果自己犯错误，自己败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去把他收拾了。这叫“立于不败，而不失敌之所败”。秘诀就两条：一是管好自己，每天进步；二是等敌人犯错误。他要是不犯错，兵法就只有一个字——等。商汤就是这么做的，周武王也是。
从周文王的爷爷周太王开始，一直到周武王，四代接力，励精图治，一直等。等到商纣王这个自取灭亡的暴君，周武王才取了天下。人们的主要毛病是大大低估了成就一件事业所需要的时间，不能等，要快！所以搞得一事无成，甚至搞成了自己作死。
孟子说的征就是正，这也是儒家的竞争观：君子之争，比如射箭，“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竞争就像射箭比赛，全在自己，跟对手没关系。自己没射中，不能怪别人射中了。想要王天下，不是拿箭去相互射杀，而是各自用仁爱之箭，去射天下百姓的心。
我们在经营中的所谓竞争也是一样，大家各干各的，都是去射消费者的心，而不是相互争斗。那人们为什么要相互争斗呢？都是因为为顾客服务的事没做好，就老是以为还有别的方法。不盯着顾客，反而去盯着对手，不管谁给他饭碗，却老是看谁抢他饭碗。
这和统治者的思维一模一样，统治者饭碗里的饭都是百姓给的，把百姓照顾好，自己的饭碗不就能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丰盛了吗？可他不这样想，他老想着去抢别国的饭碗。孟子说行王道，我们搞企业，也是要行经营的王道。但孟子的话为什么没人听呢？
因为他的招太慢。人性的弱点，往往是宁肯找死以图侥幸，也不愿意踏踏实实地积累等待。万事只靠苦练功夫，没有任何秘籍 原文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华杉详解 梓匠，是木匠。轮，是车轮；舆，是车厢。
规，是圆规，用来画圆；矩，是曲尺，用来画直角和方形。孟子说，木匠可以把制作车轮或车厢的规矩、准则、方法传授给别人，但并不能保证让人成为能工巧匠，那是要靠自己去悟的。朱熹注解说，下学而上达，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
朱熹的心悟从哪里来？从顿悟来。顿悟从哪里来？不是打坐静思，而是实践练习。所以王阳明年轻时对着竹子“格物致知”，结果什么也没“格”出来，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到了知行合一，就无所不知了。所以，上达的心悟，还是要在下学中悟，在实践中悟。
听到老师教的，只是晓得些说法，并不算知道。只有照着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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