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是实践儒家读书人的理想——正本清源，为往圣继绝学。一是想写一本释义准确、讲解透彻的《论语》读本，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代人读《论语》，读这本就不走弯路。二是想写一本全面和详实的《论语》读本。
一般读者，只要不是搞学术研究，读这一本就足够。三是想写一本切己体察、知行合一、结合现代语境、讲心得体会的，不去评判臧否先贤对错，而是自己落实在行动上的切身感悟和实践体会，这样也可以与读者互动，实践儒家思想——读书与交友，为进步的两条大道。
四是要写得浅显易懂，亲切有味，无论什么文化水平，只要识字就能畅快阅读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良知常识，没有什么深奥神秘。目标有了，接下来是学习和写作的方法。要学习，首先要找对老师。
要写一本准确、透彻、详实的《论语》读本，我找了三个分别代表最准确、最透彻、最详实的老师，最准确是朱熹，最透彻是张居正，最详实是刘宝楠。三位老师三本书，第一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本身就是朱熹选定的，没有朱熹，就没有这个四本书的书单了，所以对《论语》的解释，首先以朱熹的解释为基准。
王阳明说，圣道为什么不传，因为后人有胜心——“其说本以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他若也自以为是“做学问的”，他就要拼命给朱熹纠错，要说出点“自己的思想”。我读过一些现在人写的版本，动不动“朱熹大谬”“朱熹没有道理”，骂得痛快，一骂，就感觉自己胜过朱熹了。
每个讲学的人都要表现自己，每人改一点，不用一百年，圣道就失传了。所以每隔几百年，就有人要正本清源，为往圣继绝学，重新擦亮圣人思想，把基准再定一次。第二本是《张居正注论语》。为什么以张居正为最透彻呢？因为他是宰相。
不仅是宰相，而且是超越皇帝的宰相，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读书讲究知行合一，说糖是甜的，你说你知道，但你一定要吃过糖，你才真知道。都说老虎要吃人，很可怕，但只有那经历过虎口逃生的人说出来，才真切有味，那才是真可怕！
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毕竟朱熹甚至孔子都没平过天下。张居正平过，所以他的讲解，是最透彻的，有切身体会。个别地方，就明显比朱熹体会深刻。再加上呢，张居正这个注本，是他当年给小皇帝讲课用的，儿童读物，所以讲得特别浅显易懂，特别仔细，实在是两千多年来注《论语》最好的一本！
可惜得到的重视一直不够，我手里的这个版本，有张居正原文，又有论语的白话文翻译，白话文翻译还有好多错误，和张居正讲的意思都不一样，粗陋不堪。第三本是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大家知道，清代是中国训诂学的巅峰，大量的考据，把三千年文献翻了个底朝天，全给你捋清了，凡是沾得上边的，全给你罗列出来做参考、做论据。
刘宝楠这本书，就把论语考据到这么详实的程度，不仅详实，也纠正了个别朱熹、张居正都解释得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刘宝楠这书之详实，详实到你读不下去！太繁富了，一般读者根本不可能读。我是仔仔细细把它捋了几遍，选出有价值的东西，写在我这本书里面。
刘宝楠不是只会读书做学问的腐儒，他也是做官的，道光年间高中进士，做过文安县县令。刘宝楠一直在京津冀地区做县令，文安县、元氏县、三河县、宝坻县，一路做县令，所以他对《论语》的思想，也是切己体察，知行合一，写得非常生动。
为什么要讲刘宝楠这背景呢，因为以我读书的经验，纯做学问的人，写这事理之学、治世之学，还是真差一点。同样是清儒训诂的高峰，焦循的《孟子正义》，就完全读不出刘宝楠《论语正义》的味道，因为焦循愤世嫉俗，他不做官，自己盖个楼隐居起来，十几年不进城，潜心做学问，他就没有知行合一的体会。
你读他的书，写得都挺对，但就是感觉和人家说那事没什么关系，隔了一层。这也是儒家的“学习学”，分为“学习为己”和“学习为人”。学习为己，是为自己学，朱熹、张居正、刘宝楠，首先都是为自己学，学习怎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行合一，学到自己的手上脚上去，怎么做事，怎么走路。
纯做学问的人呢，焦循是为别人学，学了去教给别人，自己没练过，也不以自己练为目的。这不知不觉中，差距就出来了。三位老师锚定了，还要感谢两位老师两本书，一是钱穆老师的《论语新解》，二是杨伯峻老师的《论语译注》，这两本，主要是参考白话文的翻译。
其他的补充呢，有的地方我也补上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心得体会，这两位是明清两代知行合一的大儒，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最高的价值。如果这本书能做到准确、透彻、详实，关键在于敬畏老师，不纠老师的错，不存胜心，不夹带自己私货。
这是内容质量保障的基础。接下来说说怎么写。首先是找寻古代语境，再结合现代语境。读古人的书，要回到古人的语境中去。语言学家说，意思的传达，语境占75%，语言本身只占25%。孔子的话，都是微言大义，高语境沟通，他传达的意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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