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一毫也动摇他不得，才能在学问之道上精进。因为每一个学说，都有道理，都很能说服人，但它们之间是不同的，价值观念是相反的。王阳明专门说过这个问题，他也最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因为他在道家、佛家上，都下过很大功夫，最后归宗于儒，他多次谈到三家毫厘千里的问题，因为不断地有人问，三家都有道理呀！
守死善道。“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你学了这道，就要践行，按这道去做，死而后已。所以你不能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掌握，那就不是坚持原则了。我就行我的道，除非我死了，那才能停止，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动摇我。人们为什么不能坚持原则呢？
碰到一点利益诱惑，就放弃原则了。不能坚持原则，就走不远，就不能成大事。《中庸》里讲“至诚无息”。无息，就是没有停息，就是守死善道。无息则博厚，越积越厚，厚德载物；则悠远，永续经营，走得长，走得远，能传承；则高明，最后比谁都厉害，活在他人想象之外，谁要想撵上他，得回到几十年前照他那样守死善道，一点一滴地做！
再讲前面说的，没有儒释道三通这回事，你到底准备守死哪条道？还是根据客观情况，在三条道上来回跳？那是欺世盗名，浅薄小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儒家的观念，把生命安全看得很重。前面我们说过，儒家对生命，对身体，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产权是父母的，要留下来孝敬父母的，所以不要参与危险的事情，要明哲保身，首先保全自己。
遇到大义之事，见危授命，没办法。但是，能躲开的，要尽量躲开。包括父母打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也不能让自己受伤，陷父母于不义，等他过了气头上，就好了。所以危邦不入，那有动乱的国家，不要去。现在有志愿者组织，专门去战乱国家帮助穷人。
儒家是不会做这个事的。因为儒家由近及远分得很清，那些人再需要帮助，他也是别的国家的人，不是我自己家人。我把自己置于危险，我死了，我的家人怎么办？就算我自己，我也没有义务为他们牺牲啊！“乱邦不居。”国家政治乱了，赶紧移民，躲一躲。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国家政治清明，君子就出现了。国家政治黑暗，君子就隐藏起来。前面讲过宁武子愚不可及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家政治好的时候，他比谁都智慧。
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比谁都显得愚笨。他的聪明，别人赶得上；他假装愚笨的隐藏和忍耐功夫，谁也赶不上！儒家对政治黑暗三个态度，一是隐藏，二是远避，三是等待。其实核心就一个态度——等待。守死善道，政治好的时候，施展才能是善道；政治黑暗的时候，不参与，死也不参与，也是善道。
等到我死了，政治还这么黑暗，我不参与，也算善始善终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国家政治清明，那一定是贤德者在上位，那其中没有你，你还是那么贫贱，证明你贤德不够，才能不足，那是你的耻辱。
国家政治黑暗，那一定是无耻者在上位，如果你也位列其中，同享富贵，证明你也和他们一样无耻，同流合污，那也是耻辱。喜欢对别人的工作发表意见，是一种浅薄的表现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华杉详解 这句话，朱熹注里只引了程颐的一句话解读：“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不在那个位置，就没有承担那事的责任。但是，如果对方问我意见，我还是可以告诉他的。看来，朱熹是把这句话轻轻放过了，他自己一句话没说。程颐呢，也不太甘心接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补充说，如果对方问我，我还是可以告诉他的。
孔子这句话，大家不太好接受。因为人人都想谋政，都认为自己懂得多，就算孔子他老人家自己，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其位，而终身都在谋天下之政。所以这句话呢，有他的语境和所指的范围。弟子们只记录了这孤零零的一句话，后学就只能自己去体会。
张居正把他解为君子自处之道，约束自己。凡人有职位，就有责任，就要有谋有为。你若不在那职位，没有承担那责任，你就不要去议论别人该怎么做，那是对别人的侵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我们不是身无分文，就心忧天下吗？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吗？怎么就都不管呢？张居正说，我们学习，是为了经世济国，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我们都忧国忧民，很多事看不下去！但是，“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
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我等待天时，有那位置，我就经天纬地，精力、智慧，无穷无尽。没有那位置，我怀才而终，一言不发，一事不行，也安心无憾。出位者呢，轻冒以取咎，就容易有咎由自取之祸。其实我们从今天的中国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上面两种风格的区别和结果。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往前看，你在哪个位，就要谋哪个位的政。《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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