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 凡事说到容易，做到难，知行合一，孔子自己也没做到，就是这个欲速则不达，孔子自己说的话，自己也失败在这句话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
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喜滋滋回家来。门人还提醒他：“老师不是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吗？我看老师满面春风啊？”孔子说：“是有那么一句话，但是也有另一句话：有机会为民众服务，不亦乐乎！”接着就杀了少正卯祭旗，展开“孔子新政”，三个月之后，市场上卖羊羔猪仔的都不敢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方宾客来，不用找政府，全都有人接待，宾至如归，鲁国风气一新。
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齐国宫廷坐不住了，说鲁国强大，不是齐国之福，必须把孔丘弄走。于是给鲁君送来八十个美女的文工团，腐蚀鲁君，离间他和孔子的关系。鲁国国内呢，之前在大司寇任上，孔子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隳三都”。
“隳”，就是毁。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为了防范他们据城造反。但当时鲁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城墙都超标，一个比一个高，孔子就要恢复周礼，国君鲁定公开始了“隳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
“隳三都”的行动最终失败，孔子也把三桓都得罪光了。也就是说，在孔子代理国相的时候，国内权臣都已经是他的敌人。他也没有想到齐国宫廷还会参与到鲁国的政治博弈中来。孔子很快就被排挤走了，从此颠沛流离十几年，周游列国，却再也没得到执政机会。
在他“摄相事，有喜色”的时候，结局已经注定，为什么他没意识到呢？就是因为太开心了。权力是利害所系，是祸之所伏，哪里敢开心啊！“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价值，也是普世价值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华杉详解 “党”，乡党的党，“吾党”，我的家乡。直躬者，躬身行直，正直的人。叶公跟孔子夸耀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大义灭亲指证了父亲。
”孔子抢白他说：“我们那儿正直的标准和您这儿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一个小故事，却是人类的宏大命题，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律准则。何为正义？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
很多同学在网上看过哈佛公开课《正义》，讲那个扳道岔的假设，中国古代，也很多这样的思辨讨论。而这亲亲相隐的问题，不仅涉及何为正义、何为正直、何为道德，还是一个具体的司法问题：父亲犯罪，儿子知情，儿子到底该替父亲隐瞒，还是应该举报父亲？
如果他隐瞒，他有没有罪？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观和法律规定很明确，儿子不仅有权替父亲隐瞒，而且儿子举报父亲，反而是有罪的，这一法律精神一直执行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
一直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重新承认了亲亲相隐的权利。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的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观。
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得强迫、恐吓其作证。
此外，美国法律中也有对作证配偶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现代法治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不朽巨著《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
” 亲亲相隐是孔子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做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律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今天也是一样，父亲如果在飞机上放了一颗炸弹，不能亲亲相隐。或者父亲强奸女儿，不能亲亲相隐。张居正说：“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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