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将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马车，快马出城，离开临淄，踏上复国之路。姜氏在劝导重耳时说：“行也！怀与安，实败名！”走吧！怀恋安逸生活，就会毁坏功名！这和孔子的话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他率六十万大军出征灭楚，秦王嬴政送他到灞上，他临行反复絮絮叨叨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嬴政大笑。出关前，王翦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部下亲信都看不下去了，说王将军您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王翦说：“举国六十万大军都在我手上，我不显示我关心的只是田宅子孙，难道让秦王怀疑我胸怀大志吗？”
明代《幼学琼林》里面的话，“求田问舍，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有志之士，终身进取，不要“安全感”。一个公司钱多了，高管中层个个富足，就腐朽了，基层员工就没盼头了。这就要有新的志向和冒险。宁肯死在路上，不可死在床上。人要永远前进，才有活力，没事干，所谓享受生活，身体的新陈代谢都没了，就腐烂了。组织也一样，要永远能冒险，能进取，保持不安全，保持新陈代谢，否则，就会成为一个腐朽的官僚组织，等死。
不安全，比安全感重要！不安全才有精神，有生命力。
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华杉详解
“危”，是高峻的意思。“孙”，同“逊”，卑顺的意思，俗话说的“装孙子”。
孔子说，君子处世，一以贯之，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都坚持我的观点，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但是，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改言行，是为了明哲保身，保护自己和家人。之前孔子评价宁武子“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愚蠢，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国家有道，宁武子就出来当官做事，发挥他的智慧；国家无道，他就愚蠢得跟个傻子似的，在家待着，啥也不说，啥也不干。他的智慧，别人能赶上，他那装孙子的功夫，谁也赶不上。所以“愚不可及”前面有个“其”字，中间再标点一个逗号——其愚，不可及！
这里孔子又说这事，如果国家有道，无论言行，都不需要顾忌，危言危行，不仅行为要坚持原则，说话也不能客气，不能苟且，批评意见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就是谄媚，就是乡愿。前面说过，乡愿是德之贼，如果好人说你好，坏人也说你好，你肯定和坏人有苟且；如果你从来不得罪任何人，你肯定不是好人。
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那是坏人掌权，你做事的原则要坚持，但说话就要注意，这是注意避祸。荀子讲臣道：“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短，以为成俗。”如果你在暴政之国，无法躲避，你就挑他好的说，他不好的地方你不批评。他做失败的事，你更不要提。他的所长，你赞颂他；他的短处，你不要指出来。荀子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始终保持“正能量”。
张居正说：“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逊，君子保身之智也。”不过他是宰相，是当权者，不希望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他给小皇帝讲课说：“然有国者而使人逊言以苟容，岂国之福哉！”在下位者，谨言保身；在上位者，要鼓励大家说话。管理学上说，如果公司出了坏事，老板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就糟糕了。
有德的人一定能说，能说的人未必有德
有德之人也一定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因为你不愿意帮助别人啊。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华杉详解
孔子说，有德之人，一定能讲出道理，有阐发道理的名言警句；反过来，能讲出道理的人，却不一定有德。同样，仁者一定有勇，而反过来，有勇的人，却不一定是仁者。就是说，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
有德之人，一定能说。因为德是内，言是外，张居正说：“和顺积中，而英发于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和气顺理的思想感情在心里，自然散发出英气正气，说出一番议论来，顺着那道理，自然成文章，人人爱听，所以言语是品德的符号表现。
反过来就不一样了，能说的不一定有德，他说的话，他自己都没有认真对待，没有自己先践行，甚至自己都不信，他说话是为了说服别人，是怀有影响他人看法和行为的目的。因为他觉得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可能能说服对方，他就把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搬出来。而这道理，这逻辑，对不对，成立不成立，他自己并没有认真想过。如果搞不定，他马上会搬出另一个逻辑、另一番道理。所以他说的，都不是自己心里自然散发出来的，是根据情况在外面搬来的。这个可别以为是说别人，我们自己就经常这样，因为说服他人、操纵他人的目的太急切，就经常自欺欺人，而且习惯于自欺欺人，说一些自己都不信、不做的道理。所以每跟人讲一个道理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这话，我自己信吗？
二、这话，我自己愿意照着做吗？
养成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习惯，是很好的修身方法。
有德者，不仅能说，而且必须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荀子有一段话，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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