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这种一厢情愿和联想力过于丰富的毛病，可能来自她外祖母的那个家族。就像她的曾外祖父，把叶家聘礼上的两笔字，与家学渊源等量齐观一样。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如果对秀春妈妈那个时代的婚姻作个普查，皆可归结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种配偶方式，使很多婚姻沦人不幸；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解除不幸婚姻的头号理由，沿用了不短一段时间，使一部分男人得以心安理得地以旧换新，而不像后来那样费尽周折。
以后再有人打算以旧换新，或即便不是以旧换新，而是货真价实的婚姻破裂，就“过了那个村没了那个店”，一律成为《铡美案》那出戏中因中状元被皇帝招了驸马，休了糟糠之妻，又被青天大老爷包龙图铡了脑袋的陈世美。
姑且不论历史真伪，仅就戏论戏而言，距北宋包丞相处铡陈世美，已经八百几十年过去，直至如今，这一罪名仍然顺乎国情，行之有效。
不少男人都有过被打成陈世美的经验，就像后来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一样。
“陈世美”是什么罪行?法律条款上无处可考。就像各种“分子”是什么罪行，他们的刑期靠什么来定……法律条款上也无处可考一样。一九八O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人们上哪儿查去?就连明镜高悬的法院办案，也只好参照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司法界人士不是没有尝试过制定法律，健全法制。早在一九六二年，董必武老就负责编制法律，而编制好的法律草案呈审后，却一直未见下文。
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又说：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一九五七年马上遭到不可抗拒的申斥——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会议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
而且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还没等到一部哪怕不太完备的法律，一个哪怕不太健全的法制，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置于死地。置一个国家主席于死地的法律，根据何在?
比起“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刘少奇所倡导的法律、法制什么的，是不是很天真烂漫?
更不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一九六O年开始，又命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没有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从而也就没有了各司法机构间的相互制衡。
幸好男婚女嫁方面，还有个托派分子王明起草的《婚姻法》可以借鉴。不过，谁又能指望一个托派分子，对《婚姻法》有什么科学性的贡献?
面临不论什么理由导致的家庭破裂而又无计可施的女人，至少还有《铡美案》这一出成为依据，成为对付不管什么理由婚变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
当故事叙述到这里的时候，“陈世美”已经在一个角落里，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还没有出生的胡秉宸。即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统天下，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可是那时候的人很呆、很死性，不懂得使用“外调”这种既可翻天又可覆地，一瞬间上天、一瞬间人地的手段。
石灰窑子离叶家不过二十多里地，居然就没派人到那里外调一下：能不能把姑娘许配给叶家?
秀春的外祖父在应允这桩婚事前，不是没有犹豫过。
他不那么看重聘礼，这和财大气粗无关，只因他是个有气振的东北汉子，对鸡毛蒜皮、装腔作势极为不屑。因此他反感叶家的聘礼过于玄虚——哪怕一块土坷垃，也用红纸煞有介事、一包包地包着，一盒子一盒子地抬着，一抬好几架。但他对此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背着手摇头又晃脑，想着怎么推诿，才能让那来说媒的，拐了八道弯的亲戚下得台面。他这样背着手踱来踱去、摇头晃脑、思前想后的时候，不像——个地主兼猎人．倒像一个豪放派的、正在吟诗作赋的文人。更不像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戏剧、小说、电影里的地主那样，獐头鼠目，心黑手辣、广收暴敛，除了租子六亲不认。
想来想去，还是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他这样思维、办理事情的人，如何维持、治理、发展那样一个地主之家?实在逆反地宅之常。
这时有人来招呼他，大门拍得山响，嗓门也很敞亮，和坐落在林海雪原里的石灰窑子很是相称：“人已经联络好了，明天一早上山打狍子。”一听打猎，秀春的外祖父就开始心猿意马。他最爱打狍子，家里净吃狍子肉。到了冬天，一家子人吃火锅用的抱子肉、野鸡肉、野兔子肉，全是他猎来的。
转脸看到聘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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