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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