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党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无产者阿香出于对革命的阶级感情，将自己贡献给了革命。如果赵大锤不发生意外；也许日后会与阿香谈及婚嫁?也许不会。按照他那时的命运走向，前程该是远大的，就像军事地图上那个又红又粗的箭头，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带着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真正的巴黎访问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个正在畅通无阻的红箭头突然拐了弯。几天之后，赵大锤随同全班战士，惨死在接管的一家银行金库里。赵大锤不知为什么选中金库那一处地方作为当夜安营扎寨之所，命令全班战士在金库宿营。
战士们关闭金库闸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闸门，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他们，最后竟不能将这看似几斤重的闸门开启。
他们带着惊奇和满足，摩挲着金库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经历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多年没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后，这一处四壁光滑、晶亮如镜的大“房子”，于他们是太过惬意的享受，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淮海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各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钱两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年对有关疑点的说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泽东在看了潘汉年的说明后，在说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胡秉宸从这一决定之快速、决断，更判断出此案背景非同寻常。
此后，政治运动如炼狱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国大地。无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们的肉体，被这炼狱之火无情吞噬，成为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胡秉宸因了过人的机敏、睿智、严谨，也许还有幸运，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胡秉宸，看准了什么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将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这“温习”就像一部乐曲的主旋律，在每个乐章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疑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共产党内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为杰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这样逃过多场政治厄运的却并不多。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说胡秉宸的“温习”毫无成效。
虽然几十年后潘汉年一案终于得到平反，胡秉宸却仍然认为自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获二百多个嫌疑分子是正确的，颇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潘汉年非常精干，本事不小，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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