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
胡秉宸步履迟疑地走出了休息室。与史峤的重逢，给了多思的胡秉宸以极大的震撼。
回到家里，进门就见一个着中山装的老乡独自坐在厅里，那套中山装很隆重地“装”在身上，显然是为这次会面特备的。见胡秉宸进门就扑上来拉住他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熟络得不得了地说：“可见到你了喽，老领导啊，硬是不易！”
胡秉宸实在想不起何时领导过这位老乡，借放报纸的机会抽出自己的手，倒不是对老乡的无礼，而是绝对不喜欢与一只同性的手这样紧握。
白帆忙从里间出来解释：“说是你过去的一个地下老交通。”
老乡说：“胡领导啊，你怎么不记得我呢?记得吗?还是我调查得知，打银器的贫农咋个变成地主了嘛!”什么银器!什么贫农变成了地主!云里雾里让胡秉宸摸不着头脑。
一九四九年后不少人到京城来认老同志，可那一浪早就过去几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有人来认领?会不会是个骗子?
老乡并不气馁，依旧热情提示，胡秉宸这才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人也随之热情起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党员脱离了党组织，有些支部已徒有其名。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蓄意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为应付突发事变，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的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胡秉宸受命建立一条地下通道，以备国共关系公开破裂时，将那些身份公开、无法隐蔽的党的重要骨干，疏散到安全地带。
胡秉宸背了个小包袱，用一个多月时间，将沿途情况一一作了了解。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几个联络站点。
第一站选的那个点距重庆不过一天路程，来往人等不必在此住店即可打道回府，途中尽量不作盘桓，以免节外生枝，有次胡秉宸出去执行任务，路上住店差点出事。而且此处位于华蓥山余脉之侧，两岸山峦起伏，是进入华蓥山腹地的路径之一，一旦有事，一天就可进山。
第二站附近有一大片竹林，林子里的南竹长得非常粗壮，便于隐没，胡秉宸看上的正是这一点。
第三站那个点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人很可靠。有同志过去，找他掩护、解决食宿都没问题。可以看出，胡秉宸选的这些点是很有眼光的。
最后选的那个点出了点问题。
胡秉宸以朋友的朋友为名，在当地一个负点责任的党员家里落脚。晚上请胡秉宸。吃饭的时候，那党员突然向家人说道：“明天叫打银器的人来!”口气很大，家里有多少银子能随时叫银匠来打?
胡秉宸立时提高了警惕，暗中找一个普通党员调查，了解到打银器的这个党员本是贫农，挖地窖时挖到许多银子，当年红军长征曾经此地，可能是红军来到之前哪个地主老财埋藏的，银子被他吞为已有，就此发财成了地主。
“晓得个龟儿子咋个搞的哟，搞成了地主！”这个普通党员说。
胡秉宸也不明白，一个贫农怎么说变就变成了地主?那时候，这种蜕变还不像几十年后“红五类”说变就变成巨贪、腐化堕落那样普遍，那样让人理解。
仅这一点，就让胡秉宸觉得此人很不可靠，立刻将他放弃，重新找了一个教员做内线，自己也没有暴露身份，尽快隐身而去，另换手下人出面，在那里租房开了家小酒馆——任何时候酒馆都是人来人便于掩护的地方。那教员后采被捕，始终没有暴露任何与他有关的人，最后牺牲在国民党有名的特务机关白公馆。要是前“贫农”被捕，结果就很难说了。
那一行，胡秉宸建立了五个联络站点，整条线路布置安全良好，万一出事，很快就会把党的重要干部输送到安全之地。回到重庆后，胡秉宸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将如何到达那些联络站点、那些站点的联系人，一一向领导作了详细报告。
像胡秉宸这样的全才，真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不论到大别山送情报，或领导地下工作，或侦破“军统”在重庆的通讯系统，或建立秘密通道……样样杰出。如果给他一个总统，相信干得不会比克林顿差，更不会出莱温斯基那样的事故。只可惜给他的天地太小，更可惜他耗去十多年青春、出生人死建立的勋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甚至没有得到运用。
这些联络站点上的同志，随时准备血溅轩辕，在那平凡的地方潜伏着，艰苦地钉到抗战结束。可惜这些花费许多心血建立，又经许多人坚守多年的地下通道，像胡秉宸送到大别山的那份重要情报一样，根本没有用上。
为胡秉宸调查“贫农变地主”的那个普通党员，就是眼下坐在胡家厅里的这位老乡。
老乡同样无怨无悔地坚守着胡秉宸当年交付的任务，更没有以此兑换什么好处，问题是新政府不承认他的党龄和他为党坚守多年那份默默无闻的工作。
由于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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