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一新，在暴露国民党腐败这个问题上很受观众欢迎。这个戏解放战争期间还在上演，后来却被说成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从曹禺的作品中消失了。如果不谈这些时代背景，只是就戏论戏，真是个好剧本，当时演出的剧团也是进步剧团，女主角由舒绣文扮演……我实在为曹禺可惜，他的才华没能全部发挥出来。他应该有勇气，为什么没有呢?只要不离谱儿就行’了嘛!我老认为老舍《茶馆》里三个老入扔纸钱的结尾，是‘曹禺式’的结尾，也许是曹禺给老舍出的主意，或者至少是受了曹禺的影响。真希望合禺再给中国留下几个经典剧本。
吴为说：“什么叫‘不离谱儿’?不离谱儿还能写出您所谓的经典剧本吗?”
一副与胡秉宸没的可说的姿态。
一看话不投机，胡秉宸及时调整了话题：“小时候读冰心的文章，可能是《寄小读者》吧，老记着那个在海边骑着一匹白马的小姑娘，这个形象好像凝固在脑子里了。十几岁又读了意大利人写的《爱的教育》，一个孩子为从马车底下救出一个更小的孩子轧断了腿，他的同学又如何帮助他去学校……当时老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牺牲自己，去救一个更小的孩子……”
吴为这才不说怪话，开始认真听他说。
日后，随着他们关系的深入，胡秉宸将不断发现，矣为与他的一些趣味竟那样相似，——不过相似而已。
胡秉宸不能停顿，一停顿就很难继续这个谈话，也很难保存这种谈话的质地。他不能一再重复这种走近她的机会，吴为不觉得奇怪才叫见鬼。而且这是一个多争合适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下，吴为的膝头还摊放着一本《毛选》，绝对不会有人另作他想，便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就说林黛玉，怎么不可以有个林黛玉?而且没有林黛五就没有《红楼梦》，为什么要用大抹子把一切都抹平?连主席都肯定了《红楼梦》嘛!不要把每个作品都样板化，否则就不能丰富多彩。京剧还得有各个流派，大名旦四个，小名旦还有四个……
“Dickens的陈腐的阶级观点和大团圆结尾让人厌烦，但文字是美的，我大学一年级读的英文课本就是原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刚才还打算认真听个仔细的吴为，说话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又开始一脸狐疑地看着胡秉宸。他说的都是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像个杂货铺，不知专营什么买卖。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自己?又为什么要表现自己?
“您是不是觉得，狄更斯应该先学习学习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她拍拍摊在膝上的《毛选》说道。
吴为的刁钻此时已见端倪，如果胡秉宸早有所悟，将来也就不会悔清了肠子喝道：“你这个刁钻的女人!”此时千不该万不该把吴为的刁钻当有趣，大人不见小人怪地接着说：“……我想起牛津，古老风味儿十足，还有莎士比亚住过的那条小街也是如此。”然后转身回到隔壁的屋子里去，留下吴为继续对着远山发愣，百思不得其解：胡秉宸今天怎么一反平日的矜持，话多得出奇?
回到屋里，胡秉宸对自己大发其火。
吴为不是不明白胡秉宸这些姿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像她这样一个自小就读《白雪公主》以及各类西方文学的人，怎么不懂得男女间的那些密码?
她只是怕了男人，既怕与哪个男人坠人爱河，更怕和哪个男人谈婚论嫁。
不是没有男人对吴为感兴趣，但无法让她相信那是真爱。其实验证起来并不复杂，只要不让他们切入主题，马上拿她的前科说话。
那些男人不过耍她而已!
像她这样有过前科的女人，还奢望什么男人的真情实意!
可惜正大光明的“随便玩玩”一说，一九四九年后不但转入地下，而且至少七十年代之前，只能潜伏在某些老奸巨猾男人的内里，女人就更不可能搭乘这趟车。
如果条件像二十世纪末那样宽松，吴为何不可陪着他们玩上一把?
但她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人，那些随便玩玩的人，哪个会玩出一个私生子来!
别忘了吴为毕竟是顾秋水的女儿，别忘了顾秋水当年怎样轻易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待给了包天剑!
恰恰相反，吴为不投入则已，一投入就是不知进退，有去无回。那真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赌，直到赔光输净才会回头，而不像有些女人，一旦发现没有赚头拨马便走。她那输光当尽的下场，实在怨不得他人。
而且爱好文学的吴为，早就显出创作的倾向，不但喜欢创作故事，也喜欢创作男人。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去，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因此她也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两句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不是一回事。就像那个会写两笔又出版了几本书的吴为，谁又能肯定说她与文学有关?吴为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节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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