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一陰一，冬处一陽一。”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一温一 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一精一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一精一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一精一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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