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也有“六过一是”。这种做法真好呵，可说是—件盛事了。
申主：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国计收支明审。法令也随着稳定。赏罚坚决，臣民便遵守法度。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人民也就朴实了。这样．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人民敦厚亲睦，百官没有邪吏。朝廷没有奸臣。民间无侵夺之事。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所以说：“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
侵主：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咨无效。如不觉悟，则国家权势皆失。
荒主：眼迷恋五色，耳不离五声，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不听取谏官的诤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国权旁落。如不觉悟，其恶果及于自身。
劳主：职务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扰，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振主：喜怒无常，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如不觉悟。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
亡主：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部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觉悟，则余力将全部消耗，见到不善之事，只有滥施刑罚而已。
就个人说，治乱决定于心；就一国来说，存亡决定于君主。天下得失，都是从君主起的。君主重农业，人民就开垦荒地；君主好财货，人们多去做买卖；君主好宫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装饰，女事就讲求靡丽；楚王爱细腰美人，美。人就减食；吴王好击剑比武、国士就轻死。死命和不吃饭，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想要土地生长禾苗，仓库堆满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强敌动兵起事，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回答说：从前的约王就是如此。他诛杀忠良，近谗奸而一宠一 女人，好杀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穷人，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女乐有三千人。钟石丝竹之一声 不绝。他那里百姓疲敝，官员不理政事，最终无人拥护，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图一婬一乐而忘后患的结果。所以，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举事不合时宜，必然受害。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战士的不肯听命，也是由此开始的。大凡亡国败家的，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农业并无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雨露，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乱世的烦苛政治。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暴主与昏君。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对人的取舍，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务”和“四务”。什么是六务呢？—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佐，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坚决，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什么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杀伐，不开掘大丘陵，不焚烧大沼泽，不伐大树，不开大山，不放大火，不杀大臣。不征收谷赋。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兴土木，不射鸟兽。秋天不要赦过、免罪和缓刑。冬天不要封官赐禄，伤害五谷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夏天不行禁政，五谷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气就不能保藏。四者都违反了，那就一陰一陽一不和，风雨不顺，大水淹没州邑，大风飘屋折树，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动，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虫不藏在土里，应当死亡的活起来，应当蛰伏的鸣叫起来；草泽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国贫法乱，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所以说；楼台亭榭相望，等于是亡国的廊房；驰马游车充斥，等于是引寇的车马；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等于是杀身的兵刃；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能够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备了。所谓法，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令，是用来命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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