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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