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一奴一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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