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一党一 ，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一党一 。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一交一 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一陽一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一陰一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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