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一交一 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一奴一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一居 而已。”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一陰一山所产的需，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一江一 一陽一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管仲说：“一陰一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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