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也必定会受系累。
在道德最纯的时代，人们酣眠于虚无混沌的区域里，遨游在浩瀚无边的领域中，扶持天地而委弃万物，以鸿濛作圭表，飘浮在没有疆域的地方。因此圣人呼吸陰陽二气而众生仰慕归依、内心和顺。那时，没有人有意治理引导，但人和万物循性顺理悄然形成生长，浑浑然然，纯粹质朴的道德没有散逸，磅礴浑然一体而万物悠游自得。因此，即使有后羿的智慧也使用不上。时代发展到伏羲氏的时候，天下道术仍然浑厚茫然，蕴含道德和气，布施德泽颇为盛广，但人们的智慧开始萌发产生，似乎若有所知，并开始失去童稚蒙胧之心，观察起天地间的各种事物。所以伏羲氏的道德杂乱烦多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代，他们开始分离道统根本，通理天地，顺循自然法则形制，掌握陰陽变化，调和陰陽刚柔，分解联贯，使万物百事均有秩序条理。这样百姓无不张目直视，无不踮脚仰视聆听君主命令，仰头察看君王脸色。所以神农、黄帝虽然能治理好天下，但却不能够和谐自然。社会延续到昆吾、夏后时代，人们的嗜好欲一望 被外界诱一惑 ，聪明受外界引诱，因而失去了天然本性和赖以存在的道德。到了周室衰亡时期，敦厚淳朴的风气被冲淡散失，办事行为背离道德、偏离德性，因而奸巧狡诈也随之产生。周王室的衰败使王道废弛，墨、儒也开始宣传标榜起自己的学说来，招聚门徒争论是非。于是各家学说均以博学来比拟圣人，实际是用华而不实的言辞来欺骗胁迫民众；他们行施礼乐歌舞，拿《诗》、《书》来文饰门面，为的是在天下沽名钓誉。与此同时，他们又实行繁琐礼节，装饰绂冕礼服，并使之等级化；聚集民众变化着无穷无尽的花样，积聚财富来满足无法满足的消费。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也开始误入歧途，不明事理，却又想施展智巧，迎合世俗，不择手段捞取名利。这时人们都奔波于邪道斜路上，丧失了“道”之根本。世人之所以沦丧纯正的天性，并日益衰落，其产生根源由来很久了。
因此圣人学习 ，是要将心性返归到最初质朴状态而让心神遨游于虚无之境；达人学习 ，是要将心性与旷漠无边相通而在寂静淡漠中觉醒。若是世俗之人的学习 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拔去德性，扰乱心胸，损伤耳目，老是纠缠、追求着事物的微小利益，为推行仁义礼乐奔走忙碌，在世上自我表现以求获得世俗的名声。这种事情我是感到羞耻而不屑做的。
所以与其占有天下，还不如对此超脱一些；与其有超脱的思想，还不如彻底抛弃天下而逍遥流连在虚无境地、通达于事物有无之间。因此，全天下的人赞扬我，我也不会受到激励，全天下的人非议我，我也不会沮丧。对生死泰然处之，对荣辱通达处置，即使面对天下大火蔓延、洪水泛滥，我内心中的精神不会亏缺。像这样的话，就会将天下及天下之事看得轻如羽毛、浮泛芥草，谁还肯忙忙碌碌将外物当回事！
水的本性清澈纯净，泥土掺入使它混浊；人的天性安寂宁静，嗜欲搅乱使它不安。人的天生本性是耳能听声、目能观色、口尝滋味、鼻闻气味、肌肤感受寒暑，这些天性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有的人神志清醒，有的人不免痴狂？这就是因为制约他们的精神状况的不同。所以说精神是智慧的渊源，这渊源清静，智慧就可明察；而智慧却是心灵的城府，智慧公正不诈邪，人的心灵就平静。所以人都不用流动涌动着泡沫的水做镜，而用相对静止清明的水照形，就是因为它平静；同样人们没有用生铁来照自己的形影，而对着明亮的铜镜看自己的容貌，也是因为铜镜平整。只有平和静，才能显现事物的本性。由此看来，“用”必借助于“不用”。所以说，虚静的心神产生纯白的光亮，这吉祥也就会降临了。镜子明亮，尘埃就不会玷污它，精神心志纯白清静，嗜欲也就难以搅乱它。如果精神心志超越散逸到身心之外，再去想法让它复归回来，这实际上是失去了根本而追求的是枝节。内在精神与外表行为相分离而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实际上是遮蔽了精神心志的纯白清静之光，任凭耳目听视来获得智慧，这就是抛弃了光明之道而走向黑暗，这也叫“失道”。人的心志往哪里，精神也会跟着跑去；反之，如心志返回虚静的境界，精神也就随之宁静，嗜欲也就灭息。这就是圣人的行为表现。
所以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一定是通达性命之情，尽管具体的行为措施不尽相同，但合乎“道”的原则是一致的。夏天不穿皮衣，并不是爱惜它，而是对身体来说一温一 暖已是足够的了；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因为简朴，而是对人来说清凉已是相当充分的了。所以圣人估量自己的饭量而进食，度量自己的体形而裁衣，对自己的物欲有所节制，恰如其分，这样哪会产生贪婪之心呢！因此，能够持有天下者，一定不是以天下作为追求的目标；能够享有名誉者，一定不是靠奔波忙碌追求得到的。圣人能够于道相通，因而嗜欲之心也必被排斥在外。
孔子、墨子的弟子们都拿仁义的道理来教导人，然而不免于丧败。他们自身都不能实行仁义，更何况他们所教导的世人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天道本性外的东西。用皮毛末节去谋求归返根本，即使像许由这样的高洁之士都办不到，又何况一般老百姓呢！如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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