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二气陶冶化育万物，之所以这样，全凭这纯一之气。因此，上位和下位如离心离德，这邪气就会上升；君臣不和，五谷也不能生长。从立冬到冬至四十六天，天含有的陽气还未下降，地怀有的陰气还未上扬；此时陰陽二气尚未融合，各自在空间游荡徜徉，逐渐互相吸收并浸润扩散成中和之气，包裹着极大范围，准备化育生成万物，遍及芸芸众生使之各得其宜，和气抚养着酝酿着，最终将会化育众多生命。因此，如果春天像秋天那样肃杀，秋天像春天那样繁茂，冬天响雷，夏天降霜，这些反常气候都是由陰陽之气失调之后产生出的有害邪气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宇宙天地的构成原理与运动变化法则，和人一体 结构与生命运动变化法则是相同的；所以也可说，明白天性道体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变异产生恐惧感；明察天象徵兆人事符验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怪异产生迷惑感。所以圣明的人能从身边的事推知遥远的事，将万物视为一、千差万别视为无差别，他正气通天地，与整个宇宙世界一起悠闲遨游。在这样一个圣人神明治理的年代，既没有庆功奖赏的诱一惑 ，也没有刑法惩处的威逼，更不必设置礼义廉耻，也无诽恶誉善的事情，百姓们互不侵犯欺凌残害，就像生活在混沌社会之中。而到了社会道德衰败的时代，人多物少，人们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于是心生怨恨，为生活而你争我夺，这时便要借助于“仁”这道德来制止纷争。同时，社会中有人仁厚，有人则不仁，不仁之人还结一党一 营私、心怀机巧奸诈，失去原纯朴天性，这时便要借助“义”来制止这种情况。还有社会中男女都有情欲，且异性相吸引起情感冲动，这样男女混杂不加分隔就会引起一婬一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一婬一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陰陽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陰陽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一婬一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一女 ，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一婬一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一婬一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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