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一精一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一兽 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一胡一 、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一胡一 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一由 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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