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 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一尸一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一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一尸一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一兽 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陰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一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一体 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一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一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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